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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驱逐律师 权“术”挤兑法律/张生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16:14:39  浏览:847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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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驱逐律师 权“术”挤兑法律

事件回放
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黎庆洪刑事案件,从报道看,已经演绎成法官与辩护律师的对决赛,庭审激烈进行中,律师频频抗议,法官不示弱,庭审中对辩护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多达十余人次,并当场将3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因辩护律师集体就管辖权问题向法庭质疑,多名被告人请求公诉人、审判长回避,驳回后又提出复议申请,审判长不得不多次休庭。
庭审结束后,小河区法院相关负责人曾约谈周泽、迟夙生、朱明勇等多名辩护律师,法院人士对律师未能配合庭审表示失望,并要求不要为难审判长。众律师表示面对该案程序上存在的系列违法行为,法院应坚守法律的底线和良知。虽后的庭审,法警增加,气氛凝重。
其中还出现两则怪象,一是法官迟到一小时才开庭,律师要求法庭做说明;二是延迟开庭期间公诉人频繁走上审判席和合议庭沟通,律师表达不同意见,审判长对提议律师进行口头训诫,辩护律师坚持要求解释,审判长命令法警把律师驱逐出法庭。引得多名律师举手要求发言未被准许。接着又有辩护律师也被审判长以未遵守法庭纪律为由逐出法庭,还有的律师被逐一点名予以口头警告。
宣读起诉书过程中,被告人黎庆洪喊了起来“法庭不能公正审理,把我也驱逐吧。”审判长命法警架走黎庆洪,再次引来律师抗议,续庭时法院要求3名被逐出法庭的律师出具遵守法庭纪律的保证书,被律师以庭审违法予以拒绝,最终他们未被准许进入法庭参与辩护。
看似“正确”的错误
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指的是辩护人必须为维护被告人的法定权益开展辩护工作,依据法律规定提出辩护意见,遵守正常的法庭审理秩序。但从事件发展过程似乎看得出,审理案件的法官明显要求辩护人配合法庭,帮助审判长“顺利”审理案件,正因为有这个不合法现象,辩护律师没有配合。1月10日的庭审中,律师质疑法庭程序违规,要求解释被拒,审判人员对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将3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事后法院有关人士约谈律师,要求他们配合庭审,不要为难审判长,帮助审判长将案件顺利审理完毕。其实,辩护律师有权就程序违规等问题提出质疑,此项质疑有利于保障审判公正进行。庭审中审判长有权制止各种故意违反法庭审判秩序的行为,但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予以认真分析,不应随意动粗而将律师逐出法庭。
扼杀司法的悲剧
媒体报端可见,审判长驱逐辩护律师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权人员将律师的辩护视为制造障碍,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保障案件公正审理的重要意义。当下,中国法律界人士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法治进程,法治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人们普遍感到民众的法律意识与权力拥有者的法律认识不成一体,也渐渐使民众对法治产生冷漠感,象本案当中的审者那种居高临下神态和自作主张的言语,让人不禁产生疑问,这能是走向成熟的中国司法吗?辩护律师的作法有可能不合审者的节拍,但隐含着对刑事法律的韵律,审案法官从态度到行举走向极端,迷失自我,脱离法律实践,不顾法律基本功能,过度引用所谓的驱逐权,实在没有必要,这样的作法只能让法律失去力量,失去生命力。
我们知道法律实施要靠司法撑起来,而不是靠法官自己的态度,这是一起看似正确的错误。法庭在没有充分理由时就对律师动辄采取训诫甚至驱逐出法庭,显然是对律师辩护权利的践踏,是一种极端行径。法官的错误定论自在不言中。诸如此类,给中国法治实践带来太多的变化,有了太多的不如意,需要我们直视,看着这个泡沫法庭充斥着的司法生态,急需法律从业人员源自内心对法律的真感,而不是冲动、冲击或冲撞。本案当审者以强势姿态留下各异,等于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锁,是在扼杀法律的同是扼杀自我,扼杀司法,是更大的悲剧。
下来吧高高在上的判官
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潮流中,同样有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我们应该站在一起,将自身的感悟融进法律。
我们说审判是一门艺术的表达方式,是高境界的艺术,既然是艺术,那就不是单一的,至少应当接受来自各方的评辩。黎案审者不与主流合一,踏上一条自作主张的老路,难以破茧权术的思维贯性,笔者断言其难有优秀的审判。
法庭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神圣而不神秘,庄重而不装腔,用轻松的方式谈严肃的话题,产出一桩桩饱含法律内容的案例,只有这样才能让世人听到法律的声音,跟随法治节拍,走向法治明天。
尘世百态蕴托人的灵魂,生活中难免是是非非,通过法律官道得以解决争端,无论是民案还是刑案,都将慰藉法律鲜活,进入法庭的诉讼,即有轰轰烈烈,也有鸡毛蒜皮,当审者真正的大手笔在于将庭审秩序组织好,更多地听取控辩双方的表达,在平凡的审理之中传神法律,把法律的故事讲好,才更加动听、更加动人。
主审法官固然有偏好,但当步入法堂之上,就不能对法律持之冷漠,对当事人持之冷眼,法律工作不是玩弄权术,需要的是调整好心态,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超越具体的事和人的精神,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都要源自法官对法律的信念,对法律职业的激情,以及为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而献身的理念。
如果以权施术,则是对错颠倒,是法律界人士的耻辱;如果无法有“术”,以“术”得势,得势后更热衷于“术”,就会把法律搞乱,把法庭搞乱,以其低劣的素质影响法律,成为法律界一个暂时无法消除的污点。我们说有法律之术是好事,法律之术需要受到法律职业道德特定的约束,而不是诸如此类争权逐利之术,不是将礼义廉耻抛于九霄云外之术,拥有此术者只能把法律和法庭染成黑色一笔。法律界是高尚风范的世界,有风度,有信义,正义和公正是法律的根基,无耻者闯入肯定会被驱逐。
笔者认为,在法律领域,理性比技能更重,实力比势力更强,占据法律职位的人,不应当高高在上,某种意义上看,我们都是法律领域的匆匆过客,但现实行动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法律职业人的一举一动,都对法律文化和法律生态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万不可小视。
驱逐令何其随意
逐出法庭是民间俗称的提法,法律用语是“责令退出法庭”。《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合议庭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对于违反法庭秩序情节较轻的,应当当庭警告制止并进行训诫;(二)对于不听警告制止的,可以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三)对于违反法庭秩序情节严重的,经报请院长批准后,对行为人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应当着装整洁;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维护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须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第十一条规定:对于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可以口头警告、训诫,也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可以看出:律师出庭必须遵守的义务:衣着整洁;发言时要经审判人员许可;不得喧哗、吵闹;不得有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刑事犯罪行为。律师违反上述义务,按照法律和法庭规则规定,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制止行为看,是以着装、服从指挥、维护秩序为行为客体;从采取的措施的严重程度看,由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递增式制罚,处罚的合理性原则是适用轻处罚能解决问题就没有必要用重的处罚。本案参与辩护的律师衣着没有问题,也没有不服从法庭指挥的行为,是依法提出回避,要求复议,要求解释,理由正当,律师也是深谙法律之师,不至于无聊到大闹法庭,所以说,参与辩护的律师,不但不该受训,反而需要支持和鼓励。只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辩护律师的保障不健全,说明法官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和素质需要提升。避免像黎庆洪案这样因为质疑法庭程序违规就被逐出法庭,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提高认识水平,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保障力度,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法治化水平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
法官庭审义务多于权利
庭审调查事项控制权,即是权力,更是义务。是法官为形成裁判提供案件的基础,对庭审调查的范围、控辩双方的争点加以确定、变更或对其施加影响的诉讼职权。法官的庭审调查事项控制权不同于证据调查权,它影响着证据调查的范围并对裁判结果产生影响。英美法系虽然法官没有主动的证据调查权,却仍对庭审调查的事项产生一定影响。
秩序维护权:
一是诉讼许可:法官通过诉讼许可权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控制,保证审判活动有序进行。任何诉讼参与人非经法庭许可不得退庭;控辩双方进行证据调查和辩论必须经过法庭许可。
二是制止询问、辩论权:法官及时制止控辩双方不正当的询问和辩论,避免控辩双方法庭中的对抗变为无意义的纠缠和人身攻击,维持法庭秩序,使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充分发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控辩双方庭审中的询问权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询问本方证人可以使本方的诉讼主张得到支持和印证,而对对方证人的询问则可以揭示其证言的漏洞,动摇证据的可信性。交叉询问被称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发现案件事实的最佳装备。在美国交叉询问权被上升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日本和德国刑事诉讼法法典中,都明确规定了抗辩双方交叉询问的方式。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在法庭审理中,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法官在控辩双方交叉询问中除了要认真听证外,保证交叉询问的正常进行,维护交叉询问所应遵循的规则,发现控辩双方违反规则的询问主动制止,或根据一方的异议命令另一方停止询问,并将询问中的混乱问题及时澄清。
三是程序进程决定权: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原则上法官有完全的程序进程决定权;在英美法系,控辩双方分割了一部分程序进程的控制权,例如:美国控辩双方通过辩诉交易而使审判程序简化,无须召集陪审团开庭审理;英国被指控犯两可罪的被告人可以选择到治安法院接受审判,而避免刑事法院的正式审判。在大陆法系的特别程序中,控辩双方也有一定程序控制权。英美法系法官除在审判遇到障碍时做出相关决定之外,对程序进程仍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例如:在美国开庭之前,如果被告人认为检察官违反了某一重要法律规定,特别是违反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向法官申请,法官裁定可以撤销案件,将被告人无罪释放,不进行审理;如果陪审员的评议结果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职业法官有权撤销陪审团裁决并解散陪审员,重新召集陪审团审理;在英国法庭上,被告人可以不作答辩而要求撤销起诉,如果起诉书明显不成立,法院应当直接撤销起诉,而无须由陪审团进行审理。
四是程序强制权:程序强制权是为保障审判程序顺利进行,而排除程序障碍、维护审判秩序的强制性手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法院有权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四种强制措施。通过对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保证被告人到庭接受审判,使庭审正常进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庭审中,法官对扰乱审判秩序的人,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手段。在法庭审理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
对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法官能否直接进行定罪和量刑,我国对此没有特殊规定。英美法系中,对藐视法庭罪法官可以当庭立即对犯罪人传讯并对其定罪。对藐视法庭罪的审理是一种无控诉程序。藐视法庭罪起源于十二世纪英国的巡回审判。当时法官在审判地随时可能遭遇破坏开庭或伤害法官的事件,在开庭审判中有时也可能有旁听的群众或被害人亲属向法庭扔鸡蛋、西红柿等等破坏审判秩序的事件。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捍卫法律尊严、建立法官权威,法官有权当即对破坏肇事者予以处罚。这种权力在英国和美国的司法制度中一直被保留下来,并被国际司法界所认可。美国大法官费利克思曾说过“无可争辩的是自从美国开国以来,惩罚藐视法庭罪的权力是否符合宪法从来未受到过怀疑。”
发掘真相的义务:刑事审判的适用基础是犯罪的发生不为法官亲眼所见,要追究犯罪,不能由法官主观臆断、偏听偏信,而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科学的诉讼程序来查明案件真相,因此需要通过侦查和起诉将罪犯引渡到法庭。
充分保障辩护权:被告人有权聘请辩护人,审判组织应在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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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51项轻工行业标准

国家经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公 告

二○○二年第66号

 

公布51项轻工行业标准

  国家经贸委批准空气清新气雾剂等51项轻工行业标准,现予公布,其中强制性行业标准8项,推荐性行业标准43项,自2002年12月1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附件:一、8项强制性行业标准

     二、43项推荐性行业标准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OO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8项强制性行业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1
QB 2548--2002
空气清新气雾剂
   
2
QB 2549--2002
一般气雾剂产品的安全规定
   
3
QB 2550--2002
家具用气雾上光剂
   
4
QB 2551--2002
造纸机械用铸铁烘缸技术条件
QB3662--1999
 
5
QB 2552--2002
造纸机械用钢制烘缸技术条件
   
6
QB 2553--2002
制糖机械蒸发罐
   
7
QB 2554--2002
食用氯化钾
   
8
QB 2555--2002
食用硫酸镁
   

 

附件二:

43项推荐性行业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1
QB/T1815--2002
指甲钳
QB/T1815--1993
 
2
QB/T2538--2002
轴流式交流换气扇
   
3
QB/T1173--2002
单晶体冰糖
QB/T1173--1991
 
4
QB/T1174--2002
多晶体冰糖
QB/T1174--1991
 
5
QB/T1214--2002
方糖
QB/T1214--1991

QB/T1215--1991
 

 

6
QB/T1657.1--2002
唇振动气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
QB/T1657.1--1992
 
7
QB/T1657.2--2002
小号
QB/T1657.2--1992
 
8
QB/T1657.3--2002
圆号
QB/T1657.3--1992
 
9
QB/T1658.1--2002
簧管气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
QB/T1658.1--1992
 
10
QB/T1658.2--2002
长笛 短笛
QB/T1658.2----1992
 
11
QB/T1658.3--2002
单簧管
QB/T1658.3--1992
 
12
QB/T1658.4--2002
高音双簧管
QB/T1658.4--1992
 
13
QB/T1658.5--2002
低音双簧管
QB/T1658.5--1992
 
14
QB/T1658.6--2002
萨克斯风
QB/T1658.6--1992
 
15
QB/T2539--2002
家用电动洗衣机定时器
电动机式定时器
QB/T3721--1999
 
16
QB/T2540--2002
皮革表带
    
17
QB/T2541--2002
钟表 功能和非功能宝石
QB/T3719--1999
ISO1112

18
QB/T2542--2002
苯甲醇
QB/T3757--1999
FCC IV:1996

19
QB/T2543--2002
丁酸苄酯
QB/T3759--1999
FCC IV:1996

20
QB/T2544--2002
香豆素
QB/T3761--1999
EOA NO.201

21
QB/T2545--2002
桉叶素含量80%的桉叶油
QB/T3763--1999
FCC IV:1996

22
QB/T2546--2002
二甲苯麝香
QB/T3768一1999
EOA NO.25

23
QB/T2547--2002
葵子麝香
QB/T3769--1999
EOA NO.25

24
QB/T2556--2002
造纸机械用铸铁烘缸设计规定
QB/T3663--1999
 
25
QB/T2557--2002
剖糖机械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26
QB/T2558--2002
爆炸胀接不锈钢复合钢管
 
27
QB/T2559--2002
仪器玻璃成分分类及其试验方法
  ISO12775--1997

28
QB/T2560--2002
实验室玻璃仪器 过滤漏斗
  ISO4798--1997

29
QB/T2561--2002
实验室玻璃仪器 试管和培养管
  ISO4142--1997

30
QB/T2562--2002
电视机旋转台用玻璃
   
31
QB/T2563--2002
淋浴屏通用技术条件
  ENTWURF1997

32
QB/T2564.1--2002
螺钉旋具 命名与术语
QB/T3860--1999
ISO2380--1:1997

ISO2380--2:2000
ISO8764--1:1999

ISO8764--2:1999
ISO2352:2000

33
QB/T2564.2--2002
螺钉旋具 一字槽螺钉旋具旋杆
QB/T3861--1999

34
QB/T2564.3--2002
螺钉旋具 十字槽螺钉旋具旋杆
QB/T3862--1999

35
QB/T2564.4--2002
螺钉旋具 一字槽螺钉旋具
QB/T3863--1999

36
QB/T2564.5--2002
螺钉旋具 十字槽螺钉旋具
QB/T3864--1999

37
QB/T2564.6--2002
螺钉旋具 螺旋棘轮螺钉旋具
QB/T3865--1999

38
QB/T2565.1--2002
钢斧 命名与术语
QB/T3857.1--1999
 
39
QB/T2565.2--2002
钢斧 采伐斧
QB/T3857.5--1999
 
40
QB/T2565.3--2002
钢斧 劈柴斧
QB/T3857.6--1999
 
41
QB/T2565.4--2002
钢斧 厨房斧
QB/T3857.7--1999
 
42
QB/T2565.5--2002
钢斧 木工斧
QB/T3857.9--1999
 
43
QB/T2565.6--2002
钢斧 多用斧
QB/T3857.8--1999


摘要:自199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以下简称《消法》)的施行以来,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专门法律的颁布说明了政府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高度重视。众所皆知,一部法律的实施需要被约束客体去按法律所体现的意志自觉去遵守,行政部门地严格执法,司法机关的依法审判,方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的尊言,体现法律所表现的阶级意志,从而达到法律制定者所预期的目标。我国的《消法》虽然实施了,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却未能得到切实完善地保护,众多受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群体却并未实际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5年随着“王海”现象的?生,中国出现了一批被经营者冠为“知假买假”王海式消费群体,他们通过自学法律知识和商品知识知假买假以消法49条进行索赔,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打假索赔浪潮。王海现象发生无疑对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树起了典范,唤起了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谁也不可否认,王海现象对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意识与维权行为的参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海现象在中国不断演绎过程中,他们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演绎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对社会商品市场秩序的规范做出了贡献,百姓称他们为英雄、消费者的保护神。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王海现象在经历诞生、高峰、低谷状态,其与来自社会不同的声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有支持也有反对 “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其争议的焦点在于“知假买假”是否属于消费者这一范畴,学者观点不一,各地审判实践也是各不相同,在《消法》的具体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知假买假”者到底是不是消费者?本文笔者对“知假买假”索赔予以支持论,以“知假买假”属消费者范畴,应保护“知假买假”为主论,论述法律应该保护“知假买假”并提出对“知假买假”保护之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就《消法》的补充、完善提出一些意见、观点。

一 、不保护“知假买假” 公众性之质疑

(一) 不保护“知假买假”涉嫌变相护假
2002年7月13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规定,“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行为,因而不予立法保护。此举一经公布,立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市民中引起巨大反响。人们不禁要问:“王海”们从此无法立足上海,究竟是打假英雄的悲哀还是《消法》的悲哀?上海对知假买假者不保护,到底要保护什么?何为知假买假?上海市消协秘书长赵皎黎认为,只要出现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的购买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打假行为: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又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二是出现重复购买行为;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此三种消费行为果真列入知假买假范畴,而不受到《消法》保护,确实令人茫然无助、无所适从,很可能让一些不知假却买了假的人受到伤害,得不到保护。现实生活中,尽管消费各环节政府都加大了打假力度,尽管涌现出不少“王海”式的打假英雄,然而,各种造假卖假现象依然有增无减,吃穿用的应有尽有,假货可谓泛滥成灾、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人防不胜防,百姓深受其害。回顾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全国震惊的“梅花K假药事件”;“齐二假药事件”;“欣弗”假药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后果:20多人致死、数百人被送进医院抢救;六名造假者被判处死刑);“2003年云南元江假酒中毒事件”(后果:30多名假酒中毒患者,其中4名患者因中毒过深死亡);“2002年台湾宜兰彰化等县假酒中毒事件”(后果:8人死亡,20多人中毒);“台湾假米酒事件”(后果:十余名民众出现冒冷汗、眼睛暂时失明等症状);“2005年剧毒敌敌畏茅台”;2004年“纯桂林米酒”毒人事件(后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酒贩子李久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161635.5元。);“2004年广州毒酒杀人事件”(后果:导致14人死亡、41人受伤,首犯程才明以销售有毒食品罪一审被判死刑,其余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3年到1年零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以及近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致众多儿童患泌尿系统结石病)……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如果不允许“王海”们在上海打假,无疑是壮了造假卖假者的胆量,显然不利于约束规范商家,净化市场环境。就“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京生明确表示:《消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从立法程序来说,地方机构无权对法律中的“消费者”内涵和外延作出限制性解释,也就是说,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或上海人大无权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除非全国人大作出此规定。另,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中,并没有“知假买假不受保护”的条款,此观点只是上海消协一位负责人的个人观点。董京生表示,任何一部地方性法律,都必须遵循基本法,也就是不能超出[1][2]《消法》的基本准则,《消法》规定除了购买商品用于投入再生产的不是消费者外,其他的都是。如果要更改《消法》中消费者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权利在全国人大,因此上海消协对“消费者”的解释不符合法律程序。其次,从消费动机对消费行为加以限制,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消费动机很难认定,而且也侵害了消费者的购买自由权;另外,从结果来看,如果真的不保护知假买假者,最终结果只是保护了制假售假者的利益,而受到损害的是依法经营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这种结果和立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董京生由此推定,不论是否有人或有多少人提出这项动议,都不可能获得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行政机关纵有三头六臂,恐也力不能及。如此说来,“王海”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仅不能将他们逐出上海,而且还必须加以重点保护;既要鼓励他们依法索赔,又要兑现承诺,进一步加大奖惩力度。只有将卖假者罚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老百姓才能买得放心,用得安心。[2]因此不保护“知假买假”实际上是变相护假。
(二)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无法律依据
从我国《消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目的而言消法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消法规定了消费者的权益与经营者的义务,同时消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条款即消法49条,做为对经营者违反法定义务的一种法律上的惩罚而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保护。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方式打击假冒伪劣,行使公民社会监督权,从法律的法理、社会运用与实践分析而言,人们对立法条款上是存在理解与运用上的不同异议。
有人认为,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但却无从证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末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从消法定义不难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即除了购买商品用于投入再生产的不是消费者外,其他的都是消费者。但也有人士认为:“在经营场所观赏、闲逛、寻人、打假等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应排斥于《消费者法》保护的对象之处,不属于《消费者法》调整范围和保护对象”。[3]笔者认为对于消费者定义应从利于公共利益与利于消费者利益进行立法宗旨及立法精神解说,而非狭隘解说来保护售假经营者,排斥有法律知识、商品知识的合格消费者即“知假买假”行为。《牛津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解释是:“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4]"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5]也就是说,无论消费者购买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他买了,就是消费者。而国内有些学者将“消费者”的概念理解为“为自己消费而购买的人。”这为“知假买假”的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即消费者是否仅应限定在为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我国民法专家王利明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他认为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或者说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不是一个商人或者为交易而购买的人,就应当认为他是消费者。至于购买者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对知假买假者适不适用《消法》49条?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消费者?《消法》49条本身没有规定,也没有针对《消法》49条的司法解释。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人士,都是在以自己的理解解释消费者的概念,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于法无据,便理所当然是消法所调整范围与保护对象。
(三)臆测知假买假主观动机亦没有客观依据
在经营者提供商品进行消费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是很难准确判定商品的真伪,也不可能从法律意义上直接认定其“知假”,商品购买者知不知假,多是经营者主观揣测,却难以提供客观证据。在处理消费纠纷时其实就是经营者为了抵制消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而主观臆测,不愿意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的不为行为。在一些反对论上更有甚者竟将消费者分为强势群体(social Strong group)与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认为《消法》只适用保护弱势群体,王海式的“知假买假”不属弱势群体,理由是“王海式的消费者信息灵通,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力,懂得一定的技术,掌握一定的鉴定能力、法律知识和索赔、诉讼能力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6]在经营者与消费整个群体中,经营者才是强势群体,而不是与消费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相比得出谎论。做为消费者应该与不法经营者进行反欺诈斗争,而不是与有法律维权经验,有商品知识的消费者抗衡。任意将消费群体的剥离是对不诚信经营者的妥协与让步。也违背了法律立法的根本精神。不难看出恣意排斥强势消费群体( social Strong group),是在相对于弱势消费群体而言。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谁是强者?知假买假是消费者,是通过自学法律,商品知识而进行的消费维权。倘若谁具备了法律知识、商品知识及维权技能进行维权或有意识地参与维权就不是消费者,不是弱势群体,未免有些牵强。每年的的三月十五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进行消费维权宣传目的是什么呢?宣传无非就是提高消费者群体的维权意识,增强消费维权观念,预防商业欺诈并进行反欺诈活动。即便是“知假买假”,也于法无据,考察这种行为该不该受到鼓励,应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这种行为打击了制售假冒伪劣的不法经营者,有利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利于消费者维权,也有利于国家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因此在司法审判与行政处理消费纠纷时,臆测知假买假主观动机是不客观的,其实质上是侵害了消费者购买自由权。同时,臆猜消费购买动机就是对法律的意淫,只要购买且有有效票据证明消费合同就应当是接受服务是消费者,臆测知假买假主观动机亦没有客观依据。另外,我国最高法院民法专家杨洪逵不赞成说消费者“知假买假”。他认为判断商品的真假,不应是消费者、商家甚至鉴定机构说了算,而应是通过法院审判确定的。消费者只能是疑假而买,可能是自觉买的,也可能是不自觉买的,然后事后发现的。其怀疑的根据是自己的经验,并不确定。因此,消费者疑假而买要冒着败诉的风险,这种风险并不比经营者的风险小。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消法》第49条从法律上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并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予以加倍惩罚。这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索赔时的一种权利,允许消费者利用自己的识别能力,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即使消费者真是知假买假,也是经营者的售假行为发生在先。既然政府能够制裁经营者,消费者为什么不能得到一点利益呢?法律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价值衡量和倾斜机制让社会力量发生作用,政府和老百姓结合起来共同维权。《消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该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消费者”和“经营者”是相对应的概念,界定消费者的标准,应该看购买者所购的商品或服务是用于生活消费,还是用于获利的生产经营目的,只要不是用于获利的生产经营的购买者,都应该是消费者。在此前提下,无论是知不知假的购买者,都应视为消费者,受《消法》保护,不应以“知假买假”为由,将消费者排斥在《消法》保护范围之外。[7]
(四)知假买假概念的由来、司法实践运用与分析
“知假买假”这个名词的由来,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个新的名词是相对于排斥因买到假货而要求赔偿的消费者权益主张而言或者是传媒出于一种新闻炒做而生产的新名词。“知假买假”其实质是经营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概念,是抵制消费权益受损惩罚性赔偿的借口而已,“知假买假”反对呼声最高的无非是代表经营者商业利益的群体,其本身违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在95年与94年消法颁布中间,这个名词就不存在,闻未所闻,究其因那就是没有消费者要求经营者对受损害权益进行赔偿,也没有这种要求赔偿的意识和理念,消费者未运用消法49条,知之也甚少。那时侯经营者根本想不到这个名词,因为没有当今的知假买假影响其利益而已。更何况没有经营者在因欺诈消费者时主动自愿履行消法49条。当出售假冒伪劣面临索赔时,制假生产者与售假经营者似乎更热衷于大论特论“知假买假”为自己籍口转移视线削弱公众对其的舆论谴责而非正视自身售假制假者的可恶社会形态和自身的负罪感。另外,何谓知假买假?在法律界定上仍是个问题,对于上海市消协秘书长赵皎黎认为,只要出现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的购买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打假行为: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又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二是出现重复购买行为;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笔者认为,上述三条是一种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言语,也是不可理喻的。首先,“购买达到一定数量”的“一定数量”到底是多少?现在人们富裕了、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会在休息时间大批量购买,进行超前购物储备消费以免得浪费时间,难道你能说不是消费者了吗?“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的说法就更加令人费解,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时商家没有“限量供应”,也没有要求提供“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那么发现商品有问题就必须证明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的说法对消费者很不公平,反而是为卖假和造假者大开方便之门,降低他们的卖假和造假的顾虑及赔偿损失。其次,对“重复购买行为”的这种认定不可理喻。如果已经证明是假货,得到索赔的消费者,竟然还可以在市面上重复买到,那么就是商家在“知假卖假”和“知假造假”。怎么惩罚造假和售假的都不为过,提出重复购买就不是消费者,商家可以理直气壮地逃避加倍赔偿的惩罚,这种“认定”如果成立,造假者和售假者肯定要偷着乐!因此在司法审判践中应当正确运用《消法》立法条款之精神与立法目的做出利于保护消费者的裁定而不是做出利于售假的经营者的判决。
(五)知假买假者是消费者符合逻辑
凡事皆有前因后果。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的论断,是根据结果倒推了原因,因为知假买假通过诉讼索取双倍赔偿,所以得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这种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区分是知假买假索赔与不知假买假自用,对判断是否是消费者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知假买假索赔完全可以主张:买来是要用的,假的没法使用,因此要依法索赔到法院起诉,是符合逻辑的。另外,《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笔者认为,只要购买了商品,有购物凭证就当属接受了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以此类推,亦是符合消法定义。
(六)双倍索赔是符合消法价值取向
“知假买假”是以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这是不应该成为被指责、不保护的理由。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难道不与他的利益有关?关键在于知假买假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有没有伤害到法律所保护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知假买假依法索赔,不但没有损害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反而有利于扼制日益猖厥的造假、售假歪风,维护国家、个人的利益,这才是《消法》应追求的法律、社会价值。经营者可以卖假货,为什么不能买假货?更何况是否假货的判定真正权利在于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确切地说知假买假应是疑假买假。立法者之所以制定消法49条,当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同样也是规定了惩罚性条款,以此惩罚经营者售假货赚取黑心钱的不法行为。而售假行为不受遣责,“知假买假”,依法双倍索赔却反倒受到遣责,这是与消法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知假买假双倍索赔应属消法保护范围是不容置疑,知假买假也当双倍赔偿。[8]
(七)典型审判实践“知假买假”受消法保护
《消法》从诞生之日起至今有14年,知假买假现象自95年开始至今13年,曾一度倍受社会关注,到今天处于尴尬地位,一起一伏,可谓经历了支持与反对的不同声音。现在也无法律明文明确学者界的争议,知假买假处于仍真空地带,从发展的高涨到低谷再至司法审判机关的立场转变,实属不易,从近年来的司法审判结果来看,司法机关已近乎明确“知假买假”是消费者并受《消法》来保护。
1?例如:2005年12月因价值7.4元一包的保健食品,深圳沃尔玛商场被职业打假人冯某告上法庭,要求退一赔一。此案一审法院罗湖区人民法院以知假买假未受欺诈为由判决打假者败诉,而二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未有证据证明职业打假人未受欺诈,改判沃尔玛商场给予打假者“退一赔一”14.8元。一审主审法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不支持职业打假者的个人打假行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终推翻一审判决,首次作出给予职业打假者赔偿的判决。法院终审认为,冯某虽是职业打假者,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购买涉案商品时就知道该商品冒用了绿色食品标志,故原判认定其购买该商品时没有受到欺诈,依据不足。为此,法院判决商场向原告退一赔一。[9]再如,深圳李某状告深圳市某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销售假药案一审获胜案,法院判决被告退一赔一;李某状告深圳市某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销售化妆品一审获胜案;深圳李某状告深圳某百货公司销售化妆品一审获胜案,判决退一赔一等。在上述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非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法院未予以采纳,承认李某是消费者是受消法所保护范围的,故一审法院支持了李某的合理请求,即消法第49条。[10]
2?例如: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王海东与上海真知旅游购物中心产品质量纠纷一案的批复》:“原告向被告购买无绳电话,并无违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无绳电话没有邮电部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也未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核发的‘无绳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书’,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禁止销售的产品。被告这一行为是对不特定的消费者的欺诈。经营者违法经营不仅应接受行政处罚,也应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判令被告承担责任。”正是因为这个态度明确,不同凡响的《批复》,要求全市各级法院,无论购买商品者是什么人,无论他是否知假和个人生活需要.凡经营者经举报、审查确认构成欺诈的,一律适用《消法》第49条,给购买者退一赔一。这就使得上海市场相对全国各地市场而言,虽不能说假劣绝迹,确实做到了购物环境和执法环境的净化和优化。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除将“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关于贯彻施行若平问题的意见》第68条)延伸适用于 《消法》第49条,并将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复》推广全国法院系统参考适用。[11]
3?例如:天津张某诉沃尔玛深国投百货天津和平路分店销售睡衣欺诈消费者判决退一赔一。天津孙某诉“乐购超市”销售假冒保健茶被判双倍赔偿;孙某诉沃尔玛销售的极品海参被判双倍赔偿等。从审判结果来看天津市审判机关是保护知假买假行为,知假买假是属于消费者范畴。[12]
上述司法审判中,不难看出目前司法审判机关承认了知假买假消费者的地位,虽未有明文颁布,但从典型审判实践判决中可以看出来,知假买假就是消费者,是受《消法》保护的。
(八)索赔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原理,普通消费者与卖假货的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在商品信息的获取上总是处于劣势,而知假买假消费索赔,在获取商品信息上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所得到的商品信息也明显多于其他消费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知识与商品知识丰富的知假买假者,使得交易天平中处于弱势的消费者一边多了一个有分量的砝码。一言以蔽之,知假买假索赔不会损害普通消费者的权益,只会间接保护普通消费者不受假货之害,通过索赔新闻案件宣传了《消法》的精神,增强了消费者维权法律意识。由此而言,在知假买假索赔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消费行为的争论上纠缠不休已经毫无意义。《消法》的宗旨本身就在于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无疑,通过文字游戏,认定知假买假索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行为就不予以支持,本身就有变相支持售假的嫌疑。[13]由此看来,知假买假消费索赔利于谁?不利于谁?学界应当是一目了然的。说透彻点,知假买假只是阻碍了造假生产者与售假经营者的最大利益的“罪魁祸首”而并未损害公共利益与消费者利益,故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二 、知假买假适用《消法》的法理依据

(一)从法条的文义来理解,将消费者限定在“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意义在于把“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区别开来。
知假买假引发争议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消法》中“为生活消费需要”这一限定词的不同理解。从法理上**律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其实质是一种行为规范,而不是用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该限定词将《消法》调整的范围限定在生活消费内,排除了生产性消费。从双倍赔偿的责任范围来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是《消法》规定的惟一前提条件。现行有关司法规定都表明,构成欺诈必须有消费者上当受骗的结果发生,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我国刑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未遂犯都要负刑事责任,所负的责任与既遂犯相同或者较轻。”[14]界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要求有消费者受到侵害结果的发生,显然与《消法》立法目的相悖。欺诈属于单方行为,欺诈与知假买假不应存在因果关系,后者的存在也不是前者的必要条件。
(二)肯定知假买假是消费行为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的具体体现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法理方面讲,肯定知假买假,是对公民个人权利高度重视和完善保护的具体表现。以主观动机为衡量是否是消费者的标准,侵害了消费者的购买自由权。在法治社会,公民享有对自己的合法财产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和自由,消费者的购买无论是为了消费还是为了索赔,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因此肯定知假买假是消费行为是法治尊重人权的具体体现。
(三)知假买假索赔是打击假冒伪劣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
打击假冒伪劣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有关行政执法部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假冒伪劣的出现不但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了商业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公平交易原则,还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重拳打击是势在必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消费者买假后依法索赔是法律赋予公民社会监督权的独特方式。只有将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充分发挥,政府和老百姓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并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知假买假进行依法索赔正是行使公民参与打击假冒伪劣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打击假冒伪劣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政府应当支持并鼓励更多消费者参与让假冒伪劣无处藏身。
(四)知假买假符合市场经济诚实信用的公认原则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经营者制假售假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为获得索赔而知假买假并不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只要购买不是用于非法目的,就应认定为是善意和诚实的。知假买假者虽然主观上有自己获利的动机,但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相反,引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对假冒伪劣行为的抑制,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我国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给众多消费者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面对令人担忧的消费环境,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现行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有效地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果否定知假买假行为,无疑是对制假售假者的姑息和纵容。

三、知假买假保护措施与建议

知假买假历来颇受争议的焦点与消法第二条定义,法律体系的设计有着实质性的联系。息其争议,只有在贯穿立法的目的、精神、原则、适用的基础上明确消费者定义并完善法律制度且正确执行立法宗旨的情况下,才会不招致非议,在综合知假买假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基础上,笔者认为对知假买假应当给予明确保护,同时指出现行《消法》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几点措施与建议以供参考与研讨。
(一) 适用和解释:应符合被适用、被解释的法律的目的、原则与精神
《消法》第一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明确消法的立场与目的。《消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是消法最重要原则,也是消法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那就是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在消法的解释适用上应符合和有利于实现《消法》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的解释。针对知假买假不能过分拘泥于法律表面文字,应选择适用其中最适合和最有利于实现该法目的、原则、精神的涵义。否则,只会死搬硬套适用法律条文,没有任何法律理念参与期间,就失去了法的实质性意义。因此在对待知假买假,解释法律的目的、原则与精神应符合被解释的法律的目的、原则与精神方能真正实现消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才能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明确完善“消费者”概念
《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里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笔者认为不应局限在“为自己生活消费需要”上,还应当包括“赠与他人、为他人生活消费需要”等其他非生产性需要。消费者定义应借鉴[7]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来确定消费者主体身份的条件比较合适,即"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他是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建议《消法》第2条行为目的性指向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把"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中的"为生活消费需要"去掉,改为"购买商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明确消费者概念,息各方争议。统一法条概念审判才能统一,方能更大范围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明确举证责任
1.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在《消法》中给予明确这种举证制度。
在知假买假索赔案件的审理中,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张的原则,明显是对消费者不利。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所标的商品为假冒伪劣的证据,对于其本身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比如权威部门的鉴定费,信访答复等需要一定的精力和费用的支出,其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故只要消费者使用或购买,接受服务发现该商品不具备合格产品的任一点事由,应当由被告提供合格商品的证据以证明所售商品的真实性,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在《消法》中给予明确这种举证制度,由被告提供合格商品的证明。《消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条更加说明了在消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是不违反立法本意与精神的。
2.“谁主张,谁举张”应用于否定消费者之被告进行举证
是“为生活消费需要”,以证明原告是不是消费者、受不受《消法》保护的时候,由谁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消法》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弹性比较大。是由制假或售假即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呢?还是由购买者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呢?笔者认为应当由知假买假索赔案件中的被告进行举证。《消法》第五条的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张的原则,根据这些规定的精神,只要原告确实是购买了可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就应推定其是出于生活消费需要的动机。因此,法院应选择由制假或售假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以防其随便以原告不是消费者为由逃避责任。法院不应选择由作为假货购买者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以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特别保护。
(四)亟待审判机关统一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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