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浮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评审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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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国内联营企业若干财务问题的规定

1986年4月23日，财政部

为了促进企业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提高经济效益，现对国内联营企业若干财务问题的处理，作如下规定：
一、组织联营企业要坚持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共负盈亏的原则。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兼顾国家和联营企业的利益。任何单位和部门都不得以联营为名，化大公为小公，化全民为集体，化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入，损害国家利益。
二、联营各方在研究联营企业资金来源和收入分配方案或有关联营合同和协议时，要有财务部门的人员参加。为了保证联营协议符合国家财税法律制度的规定，联营协议中涉及国家财产的转移、估价和利益分配等条款，须经联营各方的同级财政部门参与审查。
三、参加联营的各方可用下列财产和资金向联营企业投资：
1．用现有的固定资产和物资作价作为投资；
2．用结余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资金和税后留利投资；
3．用先进的技术成果、商标权、专利权作价作为投资；
4．用地方财政掌握的机动财力投资；
5．用其他按照国家规定能投资于联营的资金投资。
四、下列各项不得用于联营投资：
1．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应上交的税收、利润、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等；
2．国家拨给有指定用途的专款；
3．农田不得作为直接投资，但依法征用的，可以用征用土地补偿费入股；
4．其他按国家规定不得投资于联营的资金。
企业不得虚假联营，例如先以本企业的产品平价卖给联营单位，再由联营单位卖高价，然后双方分取利润；也不得以平价供应产品为条件，由买方单位无偿提供资金或返还利润。
五、联营各方用于投资的财产，原则上应根据资产的新旧程度，参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合理作价，也可以双方协议作价。
六、联营企业如进行技术改造，可按规定向银行申请技措贷款。技措贷款项目投产后增加的收入，先用于归还贷款，还清贷款后再按协议分利。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均应按归还贷款的数额（扣除投资各方应负担的不构成固定资产价值应核销部分）相应增加联营各方的投资。
七、联营企业在财务核算上，一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1．由若干生产经营企业、单位共同合并组成总厂或公司的，以总厂或公司为统一核算单位；
2．以一个企业为主，吸收其他各方投资的，以主体企业为统一核算单位；
3．由若干企业、单位共同投资兴办的企业，以新组建的经济实体为统一核算单位。
无论采用哪一种核算形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都应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由它负责统一核算盈亏并向投资各方分配利润。
八、联营企业的各项成本费用开支的标准和范围，成本核算的内容和方法等，属于第七条所列第2种财务核算形式的企业，应按国家对主体企业实行的财会制度办理。属于第七条所列第1、3两种财务核算形式的企业，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的，可暂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会制度办理；凡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的，可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会制度办理。
九、联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应当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根据联营协议的规定来确定投资各方应分享的利润，然后在投资企业各方所在地依法交纳所得税。具体分配方法，在平等互利和维护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由参与投资的各方共同商定。
在联营企业给联营各方分配利润的同时，应由联营企业所在地财税部门出具应纳税所得额转移证明，通知联营各方所在地财税部门。联营各方所在地的财税部门据以监督企业交纳所得税。
十、全民所有制企业从联营企业分得的利润，应作为企业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国家对企业实行不同的利润分配办法进行分配。实行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办法的企业，所分得的利润，按照国家规定计提企业留利。实行利改税办法的企业，参加联营新增加的利润，按照国家规定交纳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不再交纳调节税，留给企业并入留利按规定使用。参加联营的国营企业，其原有利润总额按规定应交纳调节税的，仍应继续交纳调节税。
十一、企业向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以及“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分得的利润，应按照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促进横向经济联合若干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即：分得的利润在五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以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上述行业和地区的，暂免征收所得税。减免的所得税，应并入企业留利中作为生产发展基金。
十二、企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的净收入，每年在三十万元以下的，免征所得税；超过三十万元以上的部分，依法交纳所得税。留给企业的净收入，除按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的规定提取5％至10％的奖金外，其余主要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
十三、各地用地方财政掌握的机动财力参加联营分得的利润，应由联营企业直接上交国家财政。
十四、参加联营的集体企业从联营企业分得的利润，按规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部分按照国家对集体企业的现行规定执行。
十五、投资方按协议分享产品或产品使用权的，原则上只分享联营企业投产后所生产的产品，联营企业应视同购销关系计价收款，计入产品销售收入，获得的利润也应全部纳入企业利润总额。
十六、联营企业如发生亏损，应根据合同协议，由参加联营各方分担。联营企业因发生严重亏损而倒闭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清理财产，偿还债务。
十七、联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折旧方法应参照国营企业的规定执行。联营企业计提的折旧，留给联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使用。
十八、联营企业应向当地税务机关，企业主管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参加联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同时还应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会计报表。
十九、个体经济参加联营的财务处理办法另定。
二十、本规定自一九八六年起执行，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财政部《关于经济联合中若干财务问题的处理意见》同时作废。过去颁发的其他规定，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形事和解最宜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

夏云虹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运用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促进犯罪人与被害人（包括被害人家属）达成谅解、弥补被害人一方面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降低刑法成本、消弭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效用，因而引起了实务部门与刑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这项充满美好愿望的刑事改革活动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下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本人认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它具有以下优点：
　　（1）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后，侦察活动基本结束，案件的事实也已经基本清楚。同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经过侦察期间的“冷却”思考问题也更为理性。这就为开展刑事和解奠定了现实基础。
　　（2）审查起诉阶段，检查机关具有处理和解成功案件的法律阶段，即相对不起诉。基于免予起诉权利被取消的教训，检查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时一直非常谨慎，实践中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很少。放开相对不起诉的权力，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而相对不起诉正是当前法律框架下开展刑事和解的最佳手段。
　　（3）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诉讼分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而我国刑事起诉的案件分流动功能较差，绝大多数案件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后部将涌入审判机关的大门。法院不堪重负早已成为事实。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审查起诉阶段是实现诉讼分流的关键时期，将大量案件消化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复杂的案件，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
　　（4）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能够得到有效监督，确保刑事和解尽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和解成功的案件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而我国对相对不起诉已经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督制度，即被害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被不起诉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申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复核。在多方的监督制约之下，刑事和解可以充分做到扬长避短。
　　（5）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契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的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官是法官之前的“法官”，或者说是审前程序中的“法官”。刑事诉讼明确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案件的判断，审查起诉工作具有鲜明的司法特性。检察机关的这种司法特性非常有利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大力推广适用刑事和解。
　　推进刑事和解应同时顾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当前刑事和解的推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犯罪作为一种最极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仅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也实际损害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被害人个体。如果在传统的刑罚手段之外，积极引导犯罪人向被害人一方积极侮罪，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对于弥合被害人的创伤，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固社会的根基，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避免“就案论案”、“机械执法”，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这显然是传统的刑罚手段所无法实现的目的。司法机关积极推行之，乃是从细微之处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旨。
　　其次，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局。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对刑事和解具体适用那于一个刑事诉讼环节尚存在争议，但是从解决矛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良善愿望出发，在捕、诉、审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并无不妥，因为刑事和解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具体的诉讼环节，只要方法措施得当，依法运用不捕、不诉、免予刑事处罚或从经、减轻处罚等刑事手段，在整体上是有益于刑事诉讼的公平与正义。
　　再次，推动刑事和解法律监督不能缺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刑事诉讼全过程要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对刑事和解发生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从法理上讲应当由检察机关对之进行监督。无论是在批捕、起诉环节，还是在庭审阶段促成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和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都不能缺位。刑事和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下和解”，而应是在有关司法机关的主持和监督下达成的和解，缺少监督的刑事和解难免会引发公众类似“以钱赎罪”、“以钱买刑”的质疑。
　　最后，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现有法律规定。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法律规定，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的规定，除此之外只有最高检的指导性意见，目前更多的是一些司法机关的探索和实践。有建议认为，在众罪案件中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这种案例。笔者认为，虽然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应予以肯定，作为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还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但一定要避免被告人以此为条件“讨价还价”，从严格审慎的精神出发，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刑事和解。犯罪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着尤其体现在重罪案件中，有时被害人的悔罪与赔偿并不能弥补其罪行造成的损害，因而刑事和解的使用范围应该由法律作出严格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