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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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烟草专卖管理条例


2006年9月22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6年11月30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四川省烟草专卖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以及专卖监督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监督管理工作。区（市）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监督管理工作，受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为主。
公安、工商、质监、交通、城管、海关、铁路、民航、邮政、税务、物价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协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烟草专卖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市）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积极组织或参与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各项有益活动。
第六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经营者的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第二章 生产、运输、存储、销售管理

第七条 生产烟草专卖品,必须依法取得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未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购买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第八条 淘汰、报废、非法拼装的烟草专用机械和残次的滤嘴棒、烟用丝束及下脚料由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监督处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销售、购买和处理。
第九条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跨本市区（市）县运输烟草专卖品，应当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应当随 货同行、证货相符。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在发证机关所在地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托运或自运烟草制品，应当持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出具的有效购货证明。
第十条 存储烟草专卖品应当持有购货证明、合同或准运证等合法有效的证明。仓储单位应当查验所存储烟草专卖品的合法有效证明。
禁止非法存储烟草专卖品或为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行为提供存储条件。
第十一条 批发烟草制品,必须依法取得省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
烟草制品批发企业应当在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注明的经营范围和地域范围内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 不得向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批发烟草制品。
第十二条 零售烟草制品,必须依法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改变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址。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发证机关指定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烟草制品，并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注明的地点亮证经营，明码标价。
烟草制品零售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健康”和“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标识。
第十三条 卷烟生产企业、外国烟草公司及其常驻代表机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卷烟促销活动，应当报请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开展卷烟促销活动的企业或机构应提前将促销活动的内容、规模、范围、时间、地点等向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10日内作出决定并告知申请单位；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批准。
第十四条 禁止下列促销行为：
（一）以促销名义销售烟草制品；
（二）将未成年人作为烟草制品促销对象；
（三）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开展烟草制品促销活动；
（四）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禁止生产、运输、邮寄、存储、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走私烟草制品、出口倒流国产烟草制品、未缴付关税而流出免税店和保税区的烟草制品。
禁止为生产、运输、邮寄、存储、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走私烟草制品、出口倒流国产烟草制品、未缴付关税而流出免税店和保税区的烟草制品提供条件。
第十六条 禁止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报刊播放、刊登烟草广告。
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体育场馆、公园、医院等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第三章 零售许可证管理

第十七条 烟草制品零售经营点布局由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中（小）学校、网吧、医院内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经营点。
第十八条 连锁企业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企业和个人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区（市）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第十九条 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二）符合成都市烟草制品零售经营点布局的要求；
（三）企业的经营资金不少于5万元；城镇个人的经营资金不少于5千元；农村个人的经营资金不少于3千元；
（四）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同等条件下，发证机关应当优先为优抚对象、残疾人、下岗职工等人员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二十条 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个人，应当向市或区（市）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材料。
市或区（市）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材料依法审查并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实行年检。年检不合格或逾期不参加年检的，不得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其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年检：
（一）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
（二）工商营业执照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经营地址等内容与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定的内容不符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2个月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烟草制品的；
在年检期间因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正在调查处理中的暂不年检。
第二十二条 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地址的，应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变更后的经营地址应当符合烟草制品零售经营点布局的要求。
第二十三条 严禁申请人利用隐瞒事实、欺骗等不正当手段非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严禁出借、出租、出让、涂改、伪造、变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的执法徽章是执法车辆和执法人员表明执法身份的统一标识。
第二十五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行政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涉嫌违法生产、运输、存储、销售的烟草专卖品进行检查；
（二）对当事人、嫌疑人、证人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询问，并要求其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三）查阅、抄录或复制有关的文件、合同、发票、单据、账册、记录、业务函电等材料；
（四）自行或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机场、车站、仓库、商品交易市场等地依法进行烟草专卖检查；
（五）对涉案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存储、经营场所和运输工具进行检查，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烟草专卖品、工具和其他物品实施先行登记保存；
（六）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可能灭失或被销毁、转移的烟草专卖品、工具和其他物品予以查封、扣押；
（七）合法地采用录音、录像、摄影等手段，取得所需的证据材料；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六条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法检查时不得少于2人,并主动出示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检查证件或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二）实施先行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时,应当经本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告知当事人实施先行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等事项；
（三）先行登记保存的期限按照《四川省烟草专卖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因案情重大、复杂需延长期限的,应当经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在其烟草专卖品或涉案物资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先行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后，不接受调查处理的，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书面通知或自公告通知之日起30日后仍不接受调查处理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将先行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的烟草专卖品连同涉案物资予以没收。
第二十八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认定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走私烟草制品价值时,应当按照同期、同牌号、同规格的非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合法进口烟草制品的市场批发价格计算所得的金额；对无法确定品牌、型号的,可参照同类非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合法进口烟草制品的市场批发价格确定;价值难以确定的, 应当依法委托具有价格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价格鉴定。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时，应当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举报。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及时查处，并对举报信息予以保密，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烟草专卖品，可并处以没收违法物品价值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物品，可并处以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非法存储烟草专卖品的，处以所存储烟草专卖品价值5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对违法的烟草制品按其市场批发价格的70%予以收购。
（二）为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提供存储条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以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处以违法经营烟草制品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对违法的烟草制品按其市场批发价格的70%予以收购。
（二）擅自改变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址的，责令其整改，拒不整改的，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三）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对违法的烟草制品按其市场批发价格的70%予以收购。
（四）未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健康”和“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标识的，责令其整改；拒不整改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促销活动，可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以促销名义销售烟草制品的，责令其停止促销活动，可并处以违法经营烟草制品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二）将未成年人作为烟草制品促销对象的，责令其停止促销活动，可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三）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开展烟草制品促销活动的，责令其停止促销活动，可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生产、运输、邮寄、存储、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生产、运输、邮寄、存储、销售的烟草制品和违法所得及用于生产、运输、销售的工具、设备和其他相关物资，可并处以生产、运输、邮寄、存储、销售烟草制品价值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二）运输、邮寄、存储、销售走私烟草制品、出口倒流国产烟草制品或未缴付关税而流出免税店和保税区的烟草制品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其运输、邮寄、存储、销售的烟草制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以运输、邮寄、存储、销售烟草制品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三）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价值在500元以上或存储假冒伪劣烟草制品价值在1000元以上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除按照本条第（一）项给予处罚外，可吊销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以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符合许可条件给予许可或者超越职权许可的；
(二)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查处的；
(三)使用、私分、变卖或者损坏查封、扣押烟草专卖品的；
(四)索贿、受贿或者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职务的不当利益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