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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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阿坝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办法》的通知

阿府办函〔2008〕12号

各县人民政府，州直各部门，州属各企事业单位：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办法》已经十届州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二００八年一月十六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健全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根据《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四川省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阿坝州国有企业监事会（以下简称监事会），由州政府派出，对出资人负责，代表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第三条 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监事会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监事会管理机构）管理。监事会管理机构提出派驻监事会的企业名单，由州人民政府决定。

　　监事会主席、监事由监事会管理机构考察，报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由监事会管理机构按程序任免。

　　第四条 监事会管理机构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监事会与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关系，承办州人民政府交办的事项。

第二章 监事会的工作职责与内容


　　第五条 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第六条 监事会与企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事会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

　　第七条 监事会履行下列监督职责：

　　（一）监督、检查企业贯彻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情况；

　　（二）检查企业财务的真实性、合法性，查阅企业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三）检查企业的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产营运等情况；

　　（四）检查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行为，并对其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惩、任免建议。

　　第八条 监事会一般每半年对企业检查1次，并可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对企业进行专项检查。

　　第九条 监事会每次对企业进行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作出《检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监事会开展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财务以及经营管理情况评价；

　　（三）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业绩评价以及奖惩、任免建议；

　　（四）企业存在问题及处理建议；

　　（五）州人民政府、监事会管理机构要求报告的或监事会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监事会不得向企业透露前款所列《检查报告》内容。

　　第十一条 《检查报告》经监事会成员讨论，由监事会主席签署，经监事会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州人民政府。《检查报告》经州人民政府批复后，抄送州财政局、发改委、经委等有关部门。监事对《检查报告》有原则性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检查报告中说明。

　　第十二条 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企业经营行为有可能危及国有资产安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害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以及监事会认为应当立即报告的其他情况，应当及时向监事会管理机构提出专项报告。特殊情况，也可以直接向州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章 监事会的组成

　　第十三条 监事会由主席一人、监事若干人组成。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工作的责任人是监事会主席。

　　第十四条 监事从有关部门、单位选拔任命和由企业职工代表兼任。从有关部门、单位选拔任命的可以专职或兼职，由企业职工代表担任的为兼职监事。

　　第十五条 监事会主席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任。监事会主席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二）坚持原则，廉洁自持，公道正派，忠实履行监督职责，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三）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了解企业特点，熟悉经济工作，具有本职岗位所必需的业务知识；

　　（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岁，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第十六条 监事会主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主持监事会会议；

　　（二）负责监事会的日常工作；

　　（三）审定签署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

　　（四）应当由监事会主席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七条 专职监事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任。

　　专职监事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熟悉并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财务、会计、审计或者宏观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三）坚持原则，廉洁自持，忠于职守；

　　（四）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和文字撰写能力，并具备独立工作能力。

　　第十八条 兼职监事的产生：

　　企业职工代表担任兼职监事，原则上参照专职监事的任职条件和要求，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报监事会管理机构批准。企业负责人不得担任监事会中的企业职工代表。

　　第十九条 因工作需要，经监事会管理机构同意，监事会可以聘请必要的工作人员。

第四章 监事会的工作方式

　　第二十条 监事会应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经监事会管理机构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开展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听取企业负责人有关财务、资产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的汇报，有权在企业召开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查阅企业的财务报告、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三）检查企业的财务、资产状况，向职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必要时要求企业负责人作出说明；

　　（四）向财政、工商、税务、审计和银行等有关部门调查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主席、监事列席企业董事会，根据监督检查的需要，监事会主席可以列席或委派监事会其他成员列席企业有关的会议。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根据对企业监督检查的情况，可以建议州人民政府责成审计机关依法对企业进行审计。

　　第二十四条 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有重大违纪违法线索的，应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第二十五条 监事会只向监事会管理机构汇报检查结论，不能直接向所监督企业发表结论性意见。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定期、如实向监事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并及时报告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情况，不得拒绝、隐匿、伪报。

　　第二十七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企业主管和直接责任，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直至撤销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监事会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无故拖延向监事会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等有关资料的；

　　（三）隐匿、篡改、伪报重要情况和有关资料的：

　　（四）有阻碍监事会监督检查的其他行为的。

第五章 监事会成员的管理

　　第二十八条 监事会主席、监事人选，由监事会管理机构提名，报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监事会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任免。

　　第二十九条 监事会成员每届任期3年，其中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不得在同一企业连任。

　　第三十条 因工作需要，经监事会管理机构同意，监事会主席、监事会成员可以担任一至多家企业监事会的相应职务。

　　第三十一条 监事会成员实行回避制度，不得在其近亲属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企业的监事会中任职。

　　第三十二条 监事会成员不得接受企业的任何报酬，不得在企业报销任何费用；不得接受企业的馈赠，不得在企业谋取私利。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成员必须对《检查报告》内容严格保密，并不得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

　　第三十四条 监事会主席、监事会成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成绩突出，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重要贡献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十五条 监事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直至撤销监事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企业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隐匿不报或者严重失职的；

　　（二）与企业有关人员串通编造虚假检查报告的；

　　（三）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所列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企业发现监事会成员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所列行为时，有权向监事会管理机构报告，也可以直接向州人民政府报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配合监事会的工作，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三十八条 监事会管理机构要加强与州经委、发改委、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的联系，相互通报有关情况。

　　第三十九条 监事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所需费用，由州财政拨付，监事会管理机构统一列支。

　　第四十条 对已经派入监事会的国有企业，不再委派财务总监以及其他的财务监督机构、人员。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称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的前提要件，准确界定作为义务来源的类型，对于正确认定不作为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作为义务来源的基本理论存在的问题

　　通说将作为义务来源分为四种: 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二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三是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四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对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分类没有与不作为犯的类型结合起来，一般认为上述四种不作为义务来源在不作为犯的所有种类中都可以适用，为此，有人提出以公序良俗作为认定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等有争议的问题，致使不作为犯界限不断模糊，准确地判断作为义务是否存在仍然是有较大的困难。

　　在理论上根据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和实际犯罪行为的类型两个标准，把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这种分类是建立在法定的行为样态和实际的行为样态基础上的，而没有从作为义务的来源角度进行考虑。行为样态确实是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一个区分点。但必须指出的是，从行为样态界分二者仍然是一种表象的或者浅层次的界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即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法律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体相对的消极静止或“不为”状态承担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在当时负有积极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行为人当为而不为，即违反了作为义务，是行为人为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不作为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最为关键也最为本质在于确定其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规定性，事物的本质通过属性得以表现，把握事物的本质是认识的基础，也是实践的起点。据此，对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的理论界分，应当将视角向纵深延伸至不作为犯的本质层面，即作为义务的来源层面。因此，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真正区别或实质区别便不在于作为义务面前行为样态是否本来就是纯粹消极不为本身，而在于作为义务来源上。也只有正确把握作为义务的来源，才能准确认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实现准确定罪。

　　二、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只能通过消极不为而始能构成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和国外刑法规定的见危不救罪等。

　　纯正不作为犯的本系没有实施任何危害行为，其实际行为样态为“无”。立法之所以强令行为人承担某种义务而使其在不承担该义务时便构成不作为犯，实则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尤其是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为保证国民预期合理性和社会的安定性，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刑法立法不能轻易对不作为犯，特别是纯正不作为犯予以规制。在此方面，见危不救罪至今还没有为我国立法确认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见危不救的场合，课以不特定人员以救助义务，一方面淡化了十几具有救助责任人的义务承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原则，同时，也过多地限制了公众的行为选择权利。因此，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亦即纯正不作为犯应被看成是法定不作为犯。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定，通常是指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如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有关税收工作人员有意不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而成立不移送刑事案件罪这样的场合，税收工作人员的移送义务来自税法的有关规定。当然，有时也指刑法的直接规定，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刑法条文直接赋予知情者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作为义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是指刑事立法直接将某种不作为规定为犯罪，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某种作为义务，如税法规定税收工作人员有将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义务。

　　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正如考夫曼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理由所说明的那样: “第一，他认为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结构误植于因果作用上，变成一种习惯法上的法义务; 第二，前行为的义务类型可以经由立法成为一种法定的，而不是习惯法上的法义务，但违背此种义务只能成立纯正的不作为犯，因为前行为后的不作为不能和作为等价，光是因为前行为可能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保证人类型，除非再加上其他能满足等价性要求的条件类型。”考夫曼的理由对于我们把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不无启发: 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上就是法定的不作为犯，而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则最终来自作为义务本身的法定性，但这里的法不是习惯法而是制定法。

　　提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自法律的规定，意味着公序良俗是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 这是因为公序良俗更多的是道德性的直接说明。当代西方著名的法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曾对有关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发表过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体现在: 首先，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道德虽然具有调节行为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一种道德辨别能力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他的约束力诉诸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而法律则既是知识又是制度，它依靠体制化的强制和武力制裁来保障实施; 其次，二者的产生方式不同。道德作为知识体系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法律作为知识体系则是理性制定出来的; 再次，二者的调整主体不同。道德侧重于调节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法律则调整特定群体中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最后，二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一般地，道德没有边界和国家，但法律的适用范围通常是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共同体”。而法律与道德的上述区别使得一旦将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则将如有学者指出:“首先，它将导致认知负担上的加重。

　　诚然，在一个熟人共同体中，对于一些道德原则的理解，人们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争议，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一旦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境，就会使人们在认知上发生困难。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无疑将大幅度增加公众的道德认知负担。这对于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显然是较难接受的。其次，它将导致行为期待上的不可靠。法律通常不问动机而重视行为，但在道德领域，动机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极为不确定。道德的这种动机的不确定性，使得其施行端赖个人良心的省思和自我意志力的把持，而这无疑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期待变得不可靠。最后，它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法律的效力不是依靠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法律背后的组织权力，因而它可以解决由当事人的法律义务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但在现代社会，道德通常缺乏体制性的保障，其监督施行只能诉诸公众舆论的谴责和社会压力，故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可见，公序良俗是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有的公序良俗确实重要到必须用刑法来加以维护的程度，如见死施救，那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而将其由道德或习惯上义务而上升为法定的义务。在这方面的例证，如德国刑法第323条作出了一般人助义务的规定，而该规定是纯正不作为犯的规定。所以，将公序良俗本身直接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将招致刑法的谦抑性或最后手段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反对。与法律在作用方式、产生方式、调整主体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显著区别，已经使得公序良俗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因为纯正不作为犯毕竟也是一种“法律”现象; 当道德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又有着学者所指出的诸多弊端，则公序良俗便更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了。公序良俗不能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的。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具有法定性，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在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之外，即职务业务行为、法律行为或者地位、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先行行为人的保证人类型是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主要理论基础，但学术上对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是来自对其理论依据的“盲信”，而实务上对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则是来自对以恶制恶的“迷恋”，所招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起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应予否定，那么，先行行为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也应予以否定。对于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行为，当立法强行规定行为人负有防止之危害结果义务时，期作为义务已经法定化了，则所成立的仍然是纯正不作为犯。因此，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法定义务以外并无其他作为义务的来源。根据不作为犯罪的类型确定其构成犯罪的义务来源，对于避免认定不作为犯罪扩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通过不作为来实现本可通过作为来实现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非法定不作为犯，即作为义务非来自法律规定的不作为犯。当法律的规定构成了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则只可能有三类，即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行为如契约行为表明行为人已经肩负起某种义务，故视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当无疑问。先行行为构成作为义务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人保证类型的组合及其招致的问题，有学者将前行为保证人类型构想出如下8 种组合: 1．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放火烧他人的房子，当听到有人呼救，为怕暴露行藏而看着被害人被烧死。2．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出于避免妻乙知其秘密访客而将其迷倒，欲待访客走后叫醒乙，而乙却因甲回来太晚身亡。3． 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举刀欲杀乙，乙躲闪摔入水池中，甲明知乙不会游泳却扬长而去，乙溺死。4．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常因乙在实验室太久而不能提早关门。某日，甲不想守门，将乙锁在室中，而乙又恰想提前离去。甲不予理会，在出去闲逛中又与朋友聊天到次日，才赶回开门。5．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丢烟蒂在垃圾筒而引起火灾。当其想提水灭火时，却见幼儿乙正走向垃圾筒，乃转身离去。结果，房毁人死。6．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同样用第五种例子，若甲见有烟自垃圾筒冒出，也未阻止乙，但当乙靠近时，火舌突然冒出，甲欲相救已晚，乙被严重灼伤。7.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图书馆管理员误将甲锁在馆内，虽然后来发现甲，但为教训甲仍多关半天。8．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跑步将乙撞落水池。甲误以为乙乃善泳的丙，便继续慢跑，结果乙溺死。第一种组合中，放火的因果流程由物及人，且没有其他原因力介入，发生变化的是甲的犯意增加，并假借已经存在的因果力量而得逞。消极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因果作用以满足欲望，原本就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典型的行为构造。在利用前行为的因果力量时，即使造成不止一个法益受到侵害，因果流程只有一个，故整个犯罪构造是两个故意、两个法益受侵害，如果借前行为保证人类型论以两罪，即故意放火和故意不纯正不作为杀人，则显然对因果流程作了两次评价即过度评价。在第二种组合中，甲下迷药致死乙确有过失，但难说具有“利用既存的因果流程”这样的归责基础，而所谓“过失不作为”这后半段犯罪事实中只是“过失”和“法益受侵害”。至于“过失不作为”，其对因果流程的作用则是“无作用”，自然无法再作评价。在第三种组合中，前行为的因果作用最终造成了死亡，若认为有两段因果流程，前一段没有造成死亡，成立杀人未遂，后一段溺水是另一段独立的因果流程，成立不纯正不作为杀人既遂，则互相矛盾: 若因果流程可以切断，则如何说明行为人必须因为前行为而对后面一段因果流程负排除的保证人义务? 第四种组合和第三种组合为同一类。因为有前行故意作为，而将没有作用的过失不作为拟制为有作用的作为，则岂不是任何一个作为犯皆同时成立一个不纯正不作为犯? 第五种组合和第七种组合与其他各类组合相同，都有一个单一的因果流程。在第六种和第八种组合中，前后两个过失的对象固然不同，但是这两个过失一旦拆开来，则前段过失行为成为未遂，而只能就后段过失行为论罪，则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对这类组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问题。故意和过失对犯罪流程的作用必定是连续的，否则故意行为必然因行为人意志的介入而成立中止未遂，而过失行为将因无结果而不罚。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要么不必要，要么会带来理论上的困境，把问题复杂化，因此并无实际存在的价值。因此，先行行为不应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