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发行国家投资债券的规定》和《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用于基本建设部分八十亿元）发行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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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发行国家投资债券的规定》和《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用于基本建设部分八十亿元）发行计划》的通知
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发行国家投资债券的规定》和《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用于基本建设部分八十亿元）发行计划》的通知
1991年8月28日，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财政厅（局）、人民银行分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及建设银行分行、工商银行分行：
根据国务院国发〔1991〕40号文件精神，现将《关于发行国家投资债券的规定》和《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用于基本建设部分八十亿元）发行计划》印发给你们，请据此切实做好国家投资债券的发行工作。
附：关于发行国家投资债券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广泛筹措资金，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确定1991年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根据国家计划发行国家投资债券。
第二条 国家投资债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担保。
第三条 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发行的数额为100亿元。
第四条 国家投资债券公开向社会发行，自愿认购。发行对象为城乡居民个人、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
第五条 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偿还期为三年，年利率为10％，自交款之日起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
第六条 国家投资债券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票面额分为100元、500元、1000元和5000元四种。
第七条 国家投资债券利息收入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债券可以转让、抵押，但不记名、不挂失、不得作为货币流通。
第八条 1991年国家投资债券从9月份开始发行，12月31日结束。
第九条 对伪造国家投资债券或者破坏国家投资债券信誉者依法惩处。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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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对于消费者保护团体为消费者利益可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和不作为之诉的条件和程序作了规定，其民事诉讼法第 44 －1 条又规定公益团体法人可作为被选定人为其社员进行诉讼，这些规定对于我国构建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消费争议的解决中，由于消费者往往居于经济上及进行诉讼之能力上的弱势地位，致使其常常无奈地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而违法经营者则因为大量消费者放弃权利而获得数额庞大的非法收入。有鉴于此，为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各国在完善既有的消费者个人诉讼制度的同时，纷纷就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等特别诉讼制度作出规定。就此而言，我国台湾地区 1994 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在第 50 条和第 53 条分别对消费者保护团体（以下简称消保团体）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与不作为之诉问题作了规定，并在 2003 年进行了修改完善，而台湾地区 2003 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则对公益法人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等问题作了一般性规定，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一、消保团体提起诉讼须符合的一般要件
（一）消保团体须具备法定资格
根据台湾地区消保法第 49 条第 1 款[1]的规定，提起该法第 50 条之损害赔偿诉讼或第 53 条之不作为诉讼的消保团体须具备以下条件：
1．须属于具备法定条件的法人。提起诉讼的消保团体可以是社团法人，也可以是财团法人。如果是社团法人，须社员人数达 500 人以上；如果是财团法人，须登记财产总额达新台币 1000 万元以上。
2．须许可设立 3 年以上。对消保团体的设立年限作一定要求，目的在于使消费者团体长期致力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积累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经验，同时也可防止社会成员为提起某项诉讼而专门成立某个消费者团体。另据消保法第 49 条第 3 款的规定，消保团体关于其提起的诉讼，有不法行为时，许可设立的主管机关应废止其许可。
3．须设置有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根据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第 37 条的规定，所谓“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是指该消保团体专任或兼任的有给职或无给职人员中，具有下列资格或经历之一者：（1）曾任法官、检察官或消费者保护官者；（2）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或其它执有全国专门职业执业证照之专业人士，且曾在消保团体服务 1 年以上者；（3）曾在消保团体担任保护消费者工作 3 年以上者。
4．须经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评定为优良。这一要件一方面可以尽量保证提起诉讼的消保团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消保团体的引导和间接控制。台湾地区 1995 年制定并于 2012 年修订的《消费者保护团体评定办法》对于申请评定优良消保团体的条件、申请程序、评定程序、评定后的有效期限与再次申请评定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2]
（二）须取得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
消保团体提起诉讼时，须经过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这一要件的目的在于防止消保团体滥诉。根据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官执行职务应行注意事项》的规定，消保团体应向具有相应管辖权的消费者保护官提出申请，后者应就具体个案逐案行使同意权。消费者保护官接获申请同意案件时，应查明申请人是否符合上述法令第 42 条规定的各项要件，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同意或不同意之决定。[3]
（三）须委任律师代理诉讼
台湾地区民诉法并未采取律师强制代理主义，但依据消保法第 49 条第 2 款的规定，消保团体依同法第50 条和第 53 条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应委任律师代理诉讼；受委任之律师，就该诉讼，除得请求预付或偿还必要之费用外，不得请求报酬。所以，该类诉讼采取的是律师强制代理主义，而不得由为原告之消保团体自为诉讼行为；未依该条委任律师为代理人的，乃起诉程序之合法要件有欠缺，审判长应依民诉法第 249 条第 1款裁定命为补正，逾期不为补正，应以其起诉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原告之诉。[4]
二、消保团体提起之损害赔偿诉讼
台湾地区消保法第 50 条分 6 款对消保团体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起损害赔偿之诉问题作了规定，即：消保团体对于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众多消费者受害时，得受让 20 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后，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知法院（第 1 款）。前款诉讼，因部分消费者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致人数不足 20 人者，不影响其实施诉讼之权能（第 2 款）。第 1 款让与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民法第194 条、第195 条第1 款非财产上之损害（第3 款）。前款关于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时效利益，应依让与之消费者单独个别计算（第 4 款）。消保团体受让第 3 款所定请求权后，应将诉讼结果所得之赔偿，扣除诉讼及依前条第 2 款规定支付予律师之必要费用后，交付该让与请求权之消费者（第 5 款）。消保团体就第 1 款诉讼，不得向消费者请求报酬（第 6 款）。该法第 52 条还规定：“消保团体以自己之名义提起第50 条诉讼，其标的价额超过新台币60 万元者，超过部分免缴裁判费。”对于上述规定，存在较多争议的是第 50 条第 1 款关于此类诉讼的性质之规定，或者说消保团体何以成为适格当事人的问题。
从第 50 条第 1 款的规定可知，消保团体并不能直接代替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而是需要 20 人以上的消费者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后，其才能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成为适格的当事人。但对于此条所规定的消费者团体诉讼之性质，理论上存在如下争议：
1．“债权的信托让与”与“任意诉讼担当”结合说。该说认为，消保团体为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实体法上乃“债权的信托让与”，在诉讼法上具有“任意诉讼担当”之性质。该说认为，债权之让与本系以移转特定债权为其目的，在让与契约发生效力时，债权即移转与受让人，原为准物权契约，但根据该条第 5 款规定，消保团体在收取债权后，又应交付与该让与请求权之消费者，故与一般的债权让与有别，而为“债权的信托让与”。消保团体在实体法上受让损害赔偿请求权，本得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应不必再依任意诉讼担当的法理，解说其何以当事人适格。但是同条第一款后段又规定“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知法院”，这与债权让与的效力似乎不合。对于债权让与契约，纵为“债权的信托让与”，除当事人合意终止或另有约定外，应不得以一方当事人的意思终止之。故就其规定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通知法院之意旨观之，似为任意的诉讼担当，在诉讼上撤回其授与之诉讼实施权。[5]
但有学者认为，将该类诉讼一方面定性为债权的信托让与，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任意诉讼担当，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是债权的信托让与之性质，应该是债权已经让与给了消保团体，那么既然消保团体已经取得了信托让与的债权，在正常情形下它当然就具有诉讼实施权能，在诉讼上就不发生诉讼担当的问题。所以处理第50 条的问题，要么就采债权的信托让与，要么就采任意诉讼担当，二者在诉讼程序上的结构和处理是不一样的，很难兼采此两者。[6]
2．任意诉讼担当说。该说认为，消保团体依据第 50 条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在性质上应解释为任意诉讼担当。债权本身仍是消费者的，他只是把诉讼实施权授与消保团体，由后者为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如果理解为将债权本身让与，则受让人是权利人，是为自己诉讼，非为他人诉讼，这与诉讼的目的不符。所以以任意诉讼担当来解释该条规定的诉讼才是比较妥当的。而第50 条第1 款后段关于“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规定也应理解为诉讼实施权的撤回。[7]
3．诉讼信托说。认为消保团体提起消费者损害赔偿诉讼，系基于消费者与消保团体间之“诉讼信托”关系。所谓“诉讼信托”，是指委托人出于诉讼的目的而设立信托，由受托人取得有关的财产权利和诉讼实施权，而诉讼结果之实体权利义务均归属于受托人的制度。[8]该说的主要理由包括：[9]（1）消保法第 50 条第 1款明文规定“得受让 20 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于字意上应已属于“债权”让与之性质。（2）依消保法第 50 条第 5 款规定，消保团体受让第 3 款所定请求权后，应将诉讼结果所得之赔偿，扣除诉讼及依第 49条第 2 款规定支付予律师之必要费用后，交付该让与请求权之消费者，据此应解释为系让与债权的消费者与消保团体内部返还关系之立法宣示，从性质上讲，该债权让与即属于诉讼信托。（3）虽一般而言，诉讼信托因有造成包揽诉讼之危险，因而不容易在法制上受到承认。但消保法第 50 条规定因有一定之主观要件，而具公益性团体较无上开所述危险，应认为系法律许可诉讼信托之例外。（4）以诉讼信托方式理解消保法第50 条规定，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让与及诉讼后应返还所得赔偿之制度设计，较无理解上窒碍。（5）至于消保法第 50 条第 1 款后段所称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自可解为终止信托关系而回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利人地位。（6）于德国不正当竞争法草案第 13 条之 3 之请求权让与之性质，[10]德国文献上亦认为其与诉讼担当不同，而系消费者（被害人）与团体间之具信托关系之转让。（7）在解释上，经由债权请求权之转让，法律上之权利人应为受让权利之团体；至于让与权利者，因该团体仍须返还受领之赔偿，因而在经济上具有债权人之意义，而此一法律上权利人与经济上权利人似有不同。从台湾地区的理论探讨来看，诉讼信托说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11]
4．收取权让与说。主张将第 50 条消费者所让与的权利解释为实体法上的收取权。该说认为，从第 50条的规定看，消费者所让与者，系一个实体权，而非诉讼实施权，但此实体权是指收取权，并非债权本身。此种理解可解决将消费者所让与的权利解释为债权或诉讼实施权时存在的理论上的困惑。因为，如果是收取权之让与，一则因收取权系实体法上之权利，与上述第 50 条及第 52 条之用语相符，再者收取权仅为债权之一权能，受让人并未取得债权本体，故债权人于授权后仍有撤回其授权的余地，对第 50 条第 1 款后段之解释亦较能圆满。[12]
5．特别的诉讼担当说。认为消保法所承认的消保团体的起诉资格是一种介于法定诉讼担当与任意诉讼担当中间的特别诉讼担当制度。因为依消保法的规定，消保团体提起诉讼需要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而不是只有消费者为请求权之让与就可以，并且消费者还可以撤回，所以也有任意的意思在里面。另一方面，消保团体所收取到的金钱额还要分配给消费者个人，但是在诉讼外，该团体不能随便去处分该债权，否则还可能牵涉侵占罪这一类的问题。所以第 50 条所规定的诉讼是消保法这一特别法所规定的特别的诉讼担当制度。[13]
就上述几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诉讼信托说更符合其法条之规定。首先，从台湾地区消保法第 50 条各款的表述来看，均使用的是让与、受让、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类的表述，而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上属于债权、实体权利，而非诉讼实施权，故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应当将该条规定的团体诉讼界定为诉讼信托，而不是任意诉讼担当。其次，该法于 1994 年 1 月颁行后，关于第 50 条规定的团体诉讼的性质问题，法学界即展开了讨论并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议，但是台湾地区在 2003 年以及 2005 年对该法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表述进行改动，也即并未将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改为授予诉讼实施权，故立法上似乎并不倾向于采取任意诉讼担当之程序结构。最后，反对诉讼信托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其与台湾地区信托法第5 条第3 项关于禁止诉讼信托之规定相冲突，[14]但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可以将消保法第50 条之规定解释为禁止诉讼信托之例外规定。台湾地区信托法第 5 条第 3 项效仿日本信托法第 11 条的规定，禁止为进行诉讼而设立信托，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非律师挑拨诉讼和包揽诉讼的现象，但台湾消保法第 50 条规定的消保团体可受让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进行诉讼的制度，受到该条以及第 49 条设定的条件的严格限制，不会发生挑拨诉讼和滥诉等消极后果。故该条规定的团体诉讼，作为禁止诉讼信托的例外规定，与信托法第 5 条规定的诉讼信托禁止原则之立法目的并不冲突。
三、消保团体提起之不作为诉讼
台湾消保法第 53 条规定：消费者保护官或消保团体，就企业经营者重大违反本法有关保护消费者规定之行为，得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之。前款诉讼免缴裁判费。此种诉讼，学界称为不作为诉讼或不作为之诉。根据该条规定，可提起不作为诉讼的适格原告包括消费者保护官和消保团体。而台湾 2003 年修改后的民诉法第 44 －3 条则规定：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经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得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前款许可及监督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从而分别从消保法之特别法和民诉法之一般法的角度对公益团体法人提起不作为之诉问题作了规定。
构建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理思考
徐军
内容摘要
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通过比较国外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可以看出其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我国在构建证据开示制度时，需要建立证据开示的本体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
[关键词] 证据开示；域外制度比较；本体制度；配套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亦称证据展示制度，英文(Discovery或Disclose)，又译为证据再现、证据先悉，《布莱克法律辞典》是这么定义的：“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开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现在一般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开示的制度。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源于16 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司法的实践，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由于证据开示制度有助于真实客观地反映案件的事实，保证案件审判质量，同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它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虽然也有一些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作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实践中也有的实务部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但是，并没有建立类似于英美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目前学界要求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极高，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本文拟从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分析开始，对我国引入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可能碰到的障碍以及如何清除这些障碍作一个简要分析。
一、域外证据开示制度及其比较
（一）证据开示制度发展过程
1.英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英国，为了保证被告人在审判前了解不利于他的证据并为法庭辩护作好准备，较早地就规定检察官应当将所有他所收集的证据向辩护方进行展示，但这些规定主要规定在法官的司法判例中。而且，在1967年《刑事审判法》之前并不存在辩护方向控诉方展示辩护证据的规定。由于在实务上不断出现在法庭突然提出所谓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证据，对控方进行突然袭击，1967年《刑事审判法》规定，被告人准备在法庭审判中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时，必须在开庭审判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控方。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进一步要求被告人向控方事先开示专家证据，以便控方有一定的时间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审前准备，并在法庭审理时进行有效的反驳。1987年《刑事审判法》再次扩大了辩方在严重诈骗案件中的证据开示责任。1991年成立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又建议扩大辩护一方向控诉方展示证据的范围，理由是这不仅可以使控辩双方较早地为法庭审理作好准备，而且还可以缩短庭审时间，避免法庭审判陷入混乱。 为此，英国1996年《刑事程序与侦查法》对原有以判例法、成文法和行政规章为基础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和完善，规定警察有义务将所有收集的证据进行记录与保存，控辩双方都负有向对方进行展示证据的义务，但这些展示义务在治安法院不具有强制性。
2.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有联邦和州两套体系，各州的司法体制也有差异，但都设立了证据开示的程序。《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未修改前，重点强调的是控方的证据开示责任。然而，近年来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其基本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辩护方的证据开示责任。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突袭辩护的结果；二是证据开示的范围明显扩大。1993年修订后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扩大了证据开示的范围，规定如果被告方要求检控方开示出庭的专家证人姓名，那么检控方同样有权要求被告方开示这类证人名单。在1994年4月，《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顾问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进一步修订规则第16条，解除对证人陈述的开示禁止，规定双方相互开示拟出庭的证人(非专家证人)名字以及在宣判前已经获得的证人陈述（如侦查人员在侦查中所作的证人陈述笔录)。同时还建议，作精神障碍辩护的被告方应向检控方开示对被告所作鉴定的专家证人的情况。对于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行为，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法院可以采用四种制裁方式：命令该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批准延期审判；禁止该方当事人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做出其它在当时情况下认为是适当的决定。
3. 意大利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1988年以前，意大利实行的是一种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需要将所有的证据材料移送法院。1988年通过的意大利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废除了卷宗移送式的起诉方式，创造了一种“混合式”的审判制度。除允许法定的少部分证据材料移送法院以外，其他大部分指控证据都只能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由检察官直接提出。为使辩护方的阅卷权不被剥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也确立了两方面的证据开示机制：一是在预审程序进行之前允许辩护方对检察官的书面卷宗进行全面查阅；二是在预审结束后和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允许辩护方分别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特别设立的部门查阅卷宗材料。
4、日本的证据开示制度
二战前的日本实行的也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提起公诉时，须向法院提交全部侦查所得的证据。辩护律师因此可以查阅存于法院的案卷和证据。二战后，日本效仿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做法，确立了“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模式，与此相配套，日本也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一种证据开示制度。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229条第1款的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请求询问证人、鉴定人、口译人或笔译人时，应当预先向对方提供知悉以上的人的姓名及住居的机会。在请求调查证据文书或者证物时，应当预先向对方提供阅览的机会。但对方没有异议时不在此限。”根据该条规定，在日本刑事诉讼中，实行控辩双方对等的开示原则。只要辩方准备向法院提出本方证据，就负有向控方开示证据的义务。辩方开示范围仅限于其已经决定请求调查的证据，对于无意请求调查的证据以及是否请求调查尚未确定的证据，没有向控方开示的必要。
（二）比较与分析
从以上论述来看，上述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虽然在具体运作上各有特色，但在制度构成上也具有不少共同特点。
一是在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初始目的上看，都是为了配合对抗制审判方式的需要。英美国家刑事诉讼传统就是一种对抗制诉讼，法官或陪审员居中裁判，审判前不能接触诉讼任何一方提出的证据材料，即控诉方向法院起诉时不能附带任何证据材料，所有证据材料只能在法庭审理时当庭提出。这样也就给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带来困难，因为在庭审前没有了解控诉方的证据，也就没有办法在庭审时有针对性的提出有效辩护，而且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与手段上的劣势，取得的证据比较少，这样显然无法与控诉方进行对抗。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效办法只有在庭审前控诉方将自己所收集的证据向辩护方展示，让其查阅。可以说，证据开示制度是程序正当这一大背景下对抗制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也正是如此，日本、意大利审判方式向对抗制转变后，证据开示制度也随之建立。
二是证据开示的主体上，不仅有控诉方也有辩护方。在英国，虽然开始之时，证据开示责任只在于控诉一方，但通过判例与立法，辩护一方也逐渐负有证据开示责任而成证据开示的主体。美国也是一样，也有一个从控诉方单方展示向控辩双方双向展示的发展过程。日本与意大利，由于是在借鉴英美国家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上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种双方的双向开示责任。为什么有这种转变，这与证据开示制度所承担的功能有关。初始时，证据开示制度主要解决的是辩护方的阅卷问题，即“平等武装”问题，但后来又逐渐演变出防止突袭指控或突袭辩护，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而辩护方在庭审时才提出辩护证据，显然不利于这种功能的实现，因此，辩护方成为证据开示主体，也需要向控诉方展示辩护证据。
三是在证据开示内容上，控诉方开示的范围都要比辩护方开示的范围大。一般来说，开示的内容主要有：1.对拟出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姓名、住址应相互提供；2.拟提交法庭的书证、物证，检查报告、鉴定结论应当开示。但总体上看，控诉方承担的开示责任大于辩护方，除了出于公共利益以外，控诉方一般都需要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只要是有利于辩护方的，而不管是否打算在法庭上出示；相反，辩护方只需要在向控诉方展示打算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材料，其他不需要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材料不需要向控诉方展示。其理由，从控诉方来说，主要在于控诉方是国家机关，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义务，而且其有着比辩护方更多的调查取证手段与能力，理应“照顾”辩护方；从辩护方来讲，则在于其取证手段差，而且辩护方虽然不能通过破坏控诉方证据基础来逃避刑事责任，但不仅没有帮助控诉方指控自己的义务，而且也不能禁止其利用控诉方的失职或漏洞来逃避刑事责任。
四是在证据开示的司法审查上，法官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对证据开示争议享有裁判权；在没有预审或审前程序的国家，法官还有权对证据开示的过程进行监督；法官对不履行证据开示义务的任何一方还保有制裁的权力；对于检察官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的开示，某些国家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证据说到底就是一种信息，信息不对称对于握有信息的人来说，往往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利益。因此，对于身处对抗的诉讼双方来说，都希望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冲突就难免发生。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根据自然正义原理，只能对抗双方以外的中立的第三方来裁决。法院的介入为此具有正当理由。更何况，证据开示制度说到底是为法庭审判服务的，法院作为法庭审判的主持者，理应由其对开示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进行裁决。
二、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
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其建立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证据开示制度亦是如此。从上述几个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来看，它们具有以下保障程序公正与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
一是有效辩护。这是对于被告人而言的，也是证据开示制度的直接功能和初始目的。从介入时间来看，最先介入诉讼的是控诉方，尤其是对犯罪现场，最先到场的是控诉方的侦查人员，而辩护律师一般是在控诉方对被告人提出指控后才介入。由于时间的优势，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材料明显优于辩护方。从调查取证手段来看，控诉方是以国家作为保障的，拥有多种多样的调查手段、技术与能力，再加上公民憎恨犯罪的心理，控诉方发现证据的可能性明显强于辩护律师。在这种“武装”不平等的情况下，如果不经过证据开示制度，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在法庭上进行对抗，辩护律师不可能进行有效辩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会一种虚置的权利。而且经过证据开示制度，控诉方在进入法庭审理之前必须将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律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双方天生武装不平等的状况。正为如此，在英美学者看来，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实现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
二是有效公诉。这是对于控诉方而言的。一般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得益者是被告人。其实不然，实现证据开示制度，也有利于控诉方有效进行公诉。这主要是通过辩护方的证据展示责任与辩护方针对控诉方证据提出的异议来实现的。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让辩护方承担一定的证据展示责任，这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趋势。通过这种双向的证据开示制度，公诉也可以了解到辩护方将要在法庭中提出的相反证据，这样有利于控诉方在庭前做好公诉准备。 而且，辩护方针对控诉方提出的证据，往往会提出一些异议。通过这些异议，公诉方可以在庭前了解到控诉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也有利于控诉方对于法庭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准备。
三是提高法庭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是对于法院而言的。这主要通过这些渠道得以实现：首先，伴随证据开示制度的往往会有一个争点整理功能，通过争点整理，就可以使法庭审判主要集中于诉讼双方有争议的证据问题，避免就没有争议的证据问题进行质证，从而提高庭审效率；其次，通过证据开示，可以避免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进行证据突袭，从而可以避免频繁的中止法庭审理，保证庭审的连续集中进行。这也可以提高庭审的效率；再次，证据开示，对于被告人而言，也就相当于对控诉方进行的一次“火力”侦查。经过证据开示，被告方可以对控诉方掌握的有罪证据的份量进行衡量，然后决定是否承认罪而避免正式法庭审理而采用辩诉交易程序或其他的简易程序来解决纠纷。这样，如果被告人经过证据开示后，认为控诉方掌握的证据足以使他被定罪判刑而与控诉方进行辩诉交易的或采用简易程序的，以换取较轻的定罪或刑罚，这就无形中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比如美国，被告方辩护交易的决定一般是在有关证据开示程序后作出的。
另外，在实行陪审团审理的英美国家，证据开示制度还有利于避免非法证据进入法庭审理而影响陪审团的公正审理。在英美国家，在证据开示过程中，往往还会对非法证据问题进行解决。如美国的针对非法证据提出的审前动议过程，也就是一次重要的证据开示过程。 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就可以避免这些证据进入法庭审理，从而影响陪审团公正地进行事实判断。
在消费争议的解决中，由于消费者往往居于经济上及进行诉讼之能力上的弱势地位，致使其常常无奈地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而违法经营者则因为大量消费者放弃权利而获得数额庞大的非法收入。有鉴于此，为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各国在完善既有的消费者个人诉讼制度的同时，纷纷就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等特别诉讼制度作出规定。就此而言，我国台湾地区 1994 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在第 50 条和第 53 条分别对消费者保护团体（以下简称消保团体）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与不作为之诉问题作了规定，并在 2003 年进行了修改完善，而台湾地区 2003 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则对公益法人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等问题作了一般性规定，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一、消保团体提起诉讼须符合的一般要件
（一）消保团体须具备法定资格
根据台湾地区消保法第 49 条第 1 款[1]的规定，提起该法第 50 条之损害赔偿诉讼或第 53 条之不作为诉讼的消保团体须具备以下条件：
1．须属于具备法定条件的法人。提起诉讼的消保团体可以是社团法人，也可以是财团法人。如果是社团法人，须社员人数达 500 人以上；如果是财团法人，须登记财产总额达新台币 1000 万元以上。
2．须许可设立 3 年以上。对消保团体的设立年限作一定要求，目的在于使消费者团体长期致力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积累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经验，同时也可防止社会成员为提起某项诉讼而专门成立某个消费者团体。另据消保法第 49 条第 3 款的规定，消保团体关于其提起的诉讼，有不法行为时，许可设立的主管机关应废止其许可。
3．须设置有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根据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第 37 条的规定，所谓“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是指该消保团体专任或兼任的有给职或无给职人员中，具有下列资格或经历之一者：（1）曾任法官、检察官或消费者保护官者；（2）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或其它执有全国专门职业执业证照之专业人士，且曾在消保团体服务 1 年以上者；（3）曾在消保团体担任保护消费者工作 3 年以上者。
4．须经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评定为优良。这一要件一方面可以尽量保证提起诉讼的消保团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消保团体的引导和间接控制。台湾地区 1995 年制定并于 2012 年修订的《消费者保护团体评定办法》对于申请评定优良消保团体的条件、申请程序、评定程序、评定后的有效期限与再次申请评定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2]
（二）须取得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
消保团体提起诉讼时，须经过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这一要件的目的在于防止消保团体滥诉。根据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官执行职务应行注意事项》的规定，消保团体应向具有相应管辖权的消费者保护官提出申请，后者应就具体个案逐案行使同意权。消费者保护官接获申请同意案件时，应查明申请人是否符合上述法令第 42 条规定的各项要件，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同意或不同意之决定。[3]
（三）须委任律师代理诉讼
台湾地区民诉法并未采取律师强制代理主义，但依据消保法第 49 条第 2 款的规定，消保团体依同法第50 条和第 53 条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应委任律师代理诉讼；受委任之律师，就该诉讼，除得请求预付或偿还必要之费用外，不得请求报酬。所以，该类诉讼采取的是律师强制代理主义，而不得由为原告之消保团体自为诉讼行为；未依该条委任律师为代理人的，乃起诉程序之合法要件有欠缺，审判长应依民诉法第 249 条第 1款裁定命为补正，逾期不为补正，应以其起诉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原告之诉。[4]
二、消保团体提起之损害赔偿诉讼
台湾地区消保法第 50 条分 6 款对消保团体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起损害赔偿之诉问题作了规定，即：消保团体对于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众多消费者受害时，得受让 20 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后，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知法院（第 1 款）。前款诉讼，因部分消费者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致人数不足 20 人者，不影响其实施诉讼之权能（第 2 款）。第 1 款让与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民法第194 条、第195 条第1 款非财产上之损害（第3 款）。前款关于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时效利益，应依让与之消费者单独个别计算（第 4 款）。消保团体受让第 3 款所定请求权后，应将诉讼结果所得之赔偿，扣除诉讼及依前条第 2 款规定支付予律师之必要费用后，交付该让与请求权之消费者（第 5 款）。消保团体就第 1 款诉讼，不得向消费者请求报酬（第 6 款）。该法第 52 条还规定：“消保团体以自己之名义提起第50 条诉讼，其标的价额超过新台币60 万元者，超过部分免缴裁判费。”对于上述规定，存在较多争议的是第 50 条第 1 款关于此类诉讼的性质之规定，或者说消保团体何以成为适格当事人的问题。
从第 50 条第 1 款的规定可知，消保团体并不能直接代替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而是需要 20 人以上的消费者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后，其才能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成为适格的当事人。但对于此条所规定的消费者团体诉讼之性质，理论上存在如下争议：
1．“债权的信托让与”与“任意诉讼担当”结合说。该说认为，消保团体为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实体法上乃“债权的信托让与”，在诉讼法上具有“任意诉讼担当”之性质。该说认为，债权之让与本系以移转特定债权为其目的，在让与契约发生效力时，债权即移转与受让人，原为准物权契约，但根据该条第 5 款规定，消保团体在收取债权后，又应交付与该让与请求权之消费者，故与一般的债权让与有别，而为“债权的信托让与”。消保团体在实体法上受让损害赔偿请求权，本得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应不必再依任意诉讼担当的法理，解说其何以当事人适格。但是同条第一款后段又规定“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知法院”，这与债权让与的效力似乎不合。对于债权让与契约，纵为“债权的信托让与”，除当事人合意终止或另有约定外，应不得以一方当事人的意思终止之。故就其规定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通知法院之意旨观之，似为任意的诉讼担当，在诉讼上撤回其授与之诉讼实施权。[5]
但有学者认为，将该类诉讼一方面定性为债权的信托让与，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任意诉讼担当，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是债权的信托让与之性质，应该是债权已经让与给了消保团体，那么既然消保团体已经取得了信托让与的债权，在正常情形下它当然就具有诉讼实施权能，在诉讼上就不发生诉讼担当的问题。所以处理第50 条的问题，要么就采债权的信托让与，要么就采任意诉讼担当，二者在诉讼程序上的结构和处理是不一样的，很难兼采此两者。[6]
2．任意诉讼担当说。该说认为，消保团体依据第 50 条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在性质上应解释为任意诉讼担当。债权本身仍是消费者的，他只是把诉讼实施权授与消保团体，由后者为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如果理解为将债权本身让与，则受让人是权利人，是为自己诉讼，非为他人诉讼，这与诉讼的目的不符。所以以任意诉讼担当来解释该条规定的诉讼才是比较妥当的。而第50 条第1 款后段关于“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规定也应理解为诉讼实施权的撤回。[7]
3．诉讼信托说。认为消保团体提起消费者损害赔偿诉讼，系基于消费者与消保团体间之“诉讼信托”关系。所谓“诉讼信托”，是指委托人出于诉讼的目的而设立信托，由受托人取得有关的财产权利和诉讼实施权，而诉讼结果之实体权利义务均归属于受托人的制度。[8]该说的主要理由包括：[9]（1）消保法第 50 条第 1款明文规定“得受让 20 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于字意上应已属于“债权”让与之性质。（2）依消保法第 50 条第 5 款规定，消保团体受让第 3 款所定请求权后，应将诉讼结果所得之赔偿，扣除诉讼及依第 49条第 2 款规定支付予律师之必要费用后，交付该让与请求权之消费者，据此应解释为系让与债权的消费者与消保团体内部返还关系之立法宣示，从性质上讲，该债权让与即属于诉讼信托。（3）虽一般而言，诉讼信托因有造成包揽诉讼之危险，因而不容易在法制上受到承认。但消保法第 50 条规定因有一定之主观要件，而具公益性团体较无上开所述危险，应认为系法律许可诉讼信托之例外。（4）以诉讼信托方式理解消保法第50 条规定，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让与及诉讼后应返还所得赔偿之制度设计，较无理解上窒碍。（5）至于消保法第 50 条第 1 款后段所称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自可解为终止信托关系而回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利人地位。（6）于德国不正当竞争法草案第 13 条之 3 之请求权让与之性质，[10]德国文献上亦认为其与诉讼担当不同，而系消费者（被害人）与团体间之具信托关系之转让。（7）在解释上，经由债权请求权之转让，法律上之权利人应为受让权利之团体；至于让与权利者，因该团体仍须返还受领之赔偿，因而在经济上具有债权人之意义，而此一法律上权利人与经济上权利人似有不同。从台湾地区的理论探讨来看，诉讼信托说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11]
4．收取权让与说。主张将第 50 条消费者所让与的权利解释为实体法上的收取权。该说认为，从第 50条的规定看，消费者所让与者，系一个实体权，而非诉讼实施权，但此实体权是指收取权，并非债权本身。此种理解可解决将消费者所让与的权利解释为债权或诉讼实施权时存在的理论上的困惑。因为，如果是收取权之让与，一则因收取权系实体法上之权利，与上述第 50 条及第 52 条之用语相符，再者收取权仅为债权之一权能，受让人并未取得债权本体，故债权人于授权后仍有撤回其授权的余地，对第 50 条第 1 款后段之解释亦较能圆满。[12]
5．特别的诉讼担当说。认为消保法所承认的消保团体的起诉资格是一种介于法定诉讼担当与任意诉讼担当中间的特别诉讼担当制度。因为依消保法的规定，消保团体提起诉讼需要消费者保护官的同意，而不是只有消费者为请求权之让与就可以，并且消费者还可以撤回，所以也有任意的意思在里面。另一方面，消保团体所收取到的金钱额还要分配给消费者个人，但是在诉讼外，该团体不能随便去处分该债权，否则还可能牵涉侵占罪这一类的问题。所以第 50 条所规定的诉讼是消保法这一特别法所规定的特别的诉讼担当制度。[13]
就上述几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诉讼信托说更符合其法条之规定。首先，从台湾地区消保法第 50 条各款的表述来看，均使用的是让与、受让、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类的表述，而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上属于债权、实体权利，而非诉讼实施权，故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应当将该条规定的团体诉讼界定为诉讼信托，而不是任意诉讼担当。其次，该法于 1994 年 1 月颁行后，关于第 50 条规定的团体诉讼的性质问题，法学界即展开了讨论并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议，但是台湾地区在 2003 年以及 2005 年对该法进行修改时，并没有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表述进行改动，也即并未将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改为授予诉讼实施权，故立法上似乎并不倾向于采取任意诉讼担当之程序结构。最后，反对诉讼信托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其与台湾地区信托法第5 条第3 项关于禁止诉讼信托之规定相冲突，[14]但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可以将消保法第50 条之规定解释为禁止诉讼信托之例外规定。台湾地区信托法第 5 条第 3 项效仿日本信托法第 11 条的规定，禁止为进行诉讼而设立信托，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非律师挑拨诉讼和包揽诉讼的现象，但台湾消保法第 50 条规定的消保团体可受让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进行诉讼的制度，受到该条以及第 49 条设定的条件的严格限制，不会发生挑拨诉讼和滥诉等消极后果。故该条规定的团体诉讼，作为禁止诉讼信托的例外规定，与信托法第 5 条规定的诉讼信托禁止原则之立法目的并不冲突。
三、消保团体提起之不作为诉讼
台湾消保法第 53 条规定：消费者保护官或消保团体，就企业经营者重大违反本法有关保护消费者规定之行为，得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之。前款诉讼免缴裁判费。此种诉讼，学界称为不作为诉讼或不作为之诉。根据该条规定，可提起不作为诉讼的适格原告包括消费者保护官和消保团体。而台湾 2003 年修改后的民诉法第 44 －3 条则规定：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经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得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前款许可及监督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从而分别从消保法之特别法和民诉法之一般法的角度对公益团体法人提起不作为之诉问题作了规定。
构建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理思考
徐军
内容摘要
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通过比较国外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可以看出其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我国在构建证据开示制度时，需要建立证据开示的本体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
[关键词] 证据开示；域外制度比较；本体制度；配套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亦称证据展示制度，英文(Discovery或Disclose)，又译为证据再现、证据先悉，《布莱克法律辞典》是这么定义的：“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开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现在一般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开示的制度。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源于16 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司法的实践，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由于证据开示制度有助于真实客观地反映案件的事实，保证案件审判质量，同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它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虽然也有一些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作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实践中也有的实务部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但是，并没有建立类似于英美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目前学界要求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极高，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势在必行。本文拟从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分析开始，对我国引入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可能碰到的障碍以及如何清除这些障碍作一个简要分析。
一、域外证据开示制度及其比较
（一）证据开示制度发展过程
1.英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英国，为了保证被告人在审判前了解不利于他的证据并为法庭辩护作好准备，较早地就规定检察官应当将所有他所收集的证据向辩护方进行展示，但这些规定主要规定在法官的司法判例中。而且，在1967年《刑事审判法》之前并不存在辩护方向控诉方展示辩护证据的规定。由于在实务上不断出现在法庭突然提出所谓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证据，对控方进行突然袭击，1967年《刑事审判法》规定，被告人准备在法庭审判中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时，必须在开庭审判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控方。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进一步要求被告人向控方事先开示专家证据，以便控方有一定的时间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审前准备，并在法庭审理时进行有效的反驳。1987年《刑事审判法》再次扩大了辩方在严重诈骗案件中的证据开示责任。1991年成立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又建议扩大辩护一方向控诉方展示证据的范围，理由是这不仅可以使控辩双方较早地为法庭审理作好准备，而且还可以缩短庭审时间，避免法庭审判陷入混乱。 为此，英国1996年《刑事程序与侦查法》对原有以判例法、成文法和行政规章为基础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和完善，规定警察有义务将所有收集的证据进行记录与保存，控辩双方都负有向对方进行展示证据的义务，但这些展示义务在治安法院不具有强制性。
2.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有联邦和州两套体系，各州的司法体制也有差异，但都设立了证据开示的程序。《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未修改前，重点强调的是控方的证据开示责任。然而，近年来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其基本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辩护方的证据开示责任。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突袭辩护的结果；二是证据开示的范围明显扩大。1993年修订后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扩大了证据开示的范围，规定如果被告方要求检控方开示出庭的专家证人姓名，那么检控方同样有权要求被告方开示这类证人名单。在1994年4月，《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顾问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进一步修订规则第16条，解除对证人陈述的开示禁止，规定双方相互开示拟出庭的证人(非专家证人)名字以及在宣判前已经获得的证人陈述（如侦查人员在侦查中所作的证人陈述笔录)。同时还建议，作精神障碍辩护的被告方应向检控方开示对被告所作鉴定的专家证人的情况。对于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行为，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法院可以采用四种制裁方式：命令该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批准延期审判；禁止该方当事人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做出其它在当时情况下认为是适当的决定。
3. 意大利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1988年以前，意大利实行的是一种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需要将所有的证据材料移送法院。1988年通过的意大利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废除了卷宗移送式的起诉方式，创造了一种“混合式”的审判制度。除允许法定的少部分证据材料移送法院以外，其他大部分指控证据都只能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由检察官直接提出。为使辩护方的阅卷权不被剥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也确立了两方面的证据开示机制：一是在预审程序进行之前允许辩护方对检察官的书面卷宗进行全面查阅；二是在预审结束后和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允许辩护方分别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特别设立的部门查阅卷宗材料。
4、日本的证据开示制度
二战前的日本实行的也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提起公诉时，须向法院提交全部侦查所得的证据。辩护律师因此可以查阅存于法院的案卷和证据。二战后，日本效仿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做法，确立了“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模式，与此相配套，日本也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一种证据开示制度。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229条第1款的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请求询问证人、鉴定人、口译人或笔译人时，应当预先向对方提供知悉以上的人的姓名及住居的机会。在请求调查证据文书或者证物时，应当预先向对方提供阅览的机会。但对方没有异议时不在此限。”根据该条规定，在日本刑事诉讼中，实行控辩双方对等的开示原则。只要辩方准备向法院提出本方证据，就负有向控方开示证据的义务。辩方开示范围仅限于其已经决定请求调查的证据，对于无意请求调查的证据以及是否请求调查尚未确定的证据，没有向控方开示的必要。
（二）比较与分析
从以上论述来看，上述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虽然在具体运作上各有特色，但在制度构成上也具有不少共同特点。
一是在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初始目的上看，都是为了配合对抗制审判方式的需要。英美国家刑事诉讼传统就是一种对抗制诉讼，法官或陪审员居中裁判，审判前不能接触诉讼任何一方提出的证据材料，即控诉方向法院起诉时不能附带任何证据材料，所有证据材料只能在法庭审理时当庭提出。这样也就给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带来困难，因为在庭审前没有了解控诉方的证据，也就没有办法在庭审时有针对性的提出有效辩护，而且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与手段上的劣势，取得的证据比较少，这样显然无法与控诉方进行对抗。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效办法只有在庭审前控诉方将自己所收集的证据向辩护方展示，让其查阅。可以说，证据开示制度是程序正当这一大背景下对抗制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也正是如此，日本、意大利审判方式向对抗制转变后，证据开示制度也随之建立。
二是证据开示的主体上，不仅有控诉方也有辩护方。在英国，虽然开始之时，证据开示责任只在于控诉一方，但通过判例与立法，辩护一方也逐渐负有证据开示责任而成证据开示的主体。美国也是一样，也有一个从控诉方单方展示向控辩双方双向展示的发展过程。日本与意大利，由于是在借鉴英美国家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上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种双方的双向开示责任。为什么有这种转变，这与证据开示制度所承担的功能有关。初始时，证据开示制度主要解决的是辩护方的阅卷问题，即“平等武装”问题，但后来又逐渐演变出防止突袭指控或突袭辩护，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而辩护方在庭审时才提出辩护证据，显然不利于这种功能的实现，因此，辩护方成为证据开示主体，也需要向控诉方展示辩护证据。
三是在证据开示内容上，控诉方开示的范围都要比辩护方开示的范围大。一般来说，开示的内容主要有：1.对拟出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姓名、住址应相互提供；2.拟提交法庭的书证、物证，检查报告、鉴定结论应当开示。但总体上看，控诉方承担的开示责任大于辩护方，除了出于公共利益以外，控诉方一般都需要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只要是有利于辩护方的，而不管是否打算在法庭上出示；相反，辩护方只需要在向控诉方展示打算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材料，其他不需要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材料不需要向控诉方展示。其理由，从控诉方来说，主要在于控诉方是国家机关，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义务，而且其有着比辩护方更多的调查取证手段与能力，理应“照顾”辩护方；从辩护方来讲，则在于其取证手段差，而且辩护方虽然不能通过破坏控诉方证据基础来逃避刑事责任，但不仅没有帮助控诉方指控自己的义务，而且也不能禁止其利用控诉方的失职或漏洞来逃避刑事责任。
四是在证据开示的司法审查上，法官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对证据开示争议享有裁判权；在没有预审或审前程序的国家，法官还有权对证据开示的过程进行监督；法官对不履行证据开示义务的任何一方还保有制裁的权力；对于检察官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的开示，某些国家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证据说到底就是一种信息，信息不对称对于握有信息的人来说，往往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利益。因此，对于身处对抗的诉讼双方来说，都希望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冲突就难免发生。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根据自然正义原理，只能对抗双方以外的中立的第三方来裁决。法院的介入为此具有正当理由。更何况，证据开示制度说到底是为法庭审判服务的，法院作为法庭审判的主持者，理应由其对开示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进行裁决。
二、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
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其建立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证据开示制度亦是如此。从上述几个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来看，它们具有以下保障程序公正与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
一是有效辩护。这是对于被告人而言的，也是证据开示制度的直接功能和初始目的。从介入时间来看，最先介入诉讼的是控诉方，尤其是对犯罪现场，最先到场的是控诉方的侦查人员，而辩护律师一般是在控诉方对被告人提出指控后才介入。由于时间的优势，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材料明显优于辩护方。从调查取证手段来看，控诉方是以国家作为保障的，拥有多种多样的调查手段、技术与能力，再加上公民憎恨犯罪的心理，控诉方发现证据的可能性明显强于辩护律师。在这种“武装”不平等的情况下，如果不经过证据开示制度，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在法庭上进行对抗，辩护律师不可能进行有效辩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会一种虚置的权利。而且经过证据开示制度，控诉方在进入法庭审理之前必须将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律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双方天生武装不平等的状况。正为如此，在英美学者看来，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实现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
二是有效公诉。这是对于控诉方而言的。一般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得益者是被告人。其实不然，实现证据开示制度，也有利于控诉方有效进行公诉。这主要是通过辩护方的证据展示责任与辩护方针对控诉方证据提出的异议来实现的。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让辩护方承担一定的证据展示责任，这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趋势。通过这种双向的证据开示制度，公诉也可以了解到辩护方将要在法庭中提出的相反证据，这样有利于控诉方在庭前做好公诉准备。 而且，辩护方针对控诉方提出的证据，往往会提出一些异议。通过这些异议，公诉方可以在庭前了解到控诉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也有利于控诉方对于法庭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准备。
三是提高法庭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是对于法院而言的。这主要通过这些渠道得以实现：首先，伴随证据开示制度的往往会有一个争点整理功能，通过争点整理，就可以使法庭审判主要集中于诉讼双方有争议的证据问题，避免就没有争议的证据问题进行质证，从而提高庭审效率；其次，通过证据开示，可以避免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进行证据突袭，从而可以避免频繁的中止法庭审理，保证庭审的连续集中进行。这也可以提高庭审的效率；再次，证据开示，对于被告人而言，也就相当于对控诉方进行的一次“火力”侦查。经过证据开示，被告方可以对控诉方掌握的有罪证据的份量进行衡量，然后决定是否承认罪而避免正式法庭审理而采用辩诉交易程序或其他的简易程序来解决纠纷。这样，如果被告人经过证据开示后，认为控诉方掌握的证据足以使他被定罪判刑而与控诉方进行辩诉交易的或采用简易程序的，以换取较轻的定罪或刑罚，这就无形中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比如美国，被告方辩护交易的决定一般是在有关证据开示程序后作出的。
另外，在实行陪审团审理的英美国家，证据开示制度还有利于避免非法证据进入法庭审理而影响陪审团的公正审理。在英美国家，在证据开示过程中，往往还会对非法证据问题进行解决。如美国的针对非法证据提出的审前动议过程，也就是一次重要的证据开示过程。 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就可以避免这些证据进入法庭审理，从而影响陪审团公正地进行事实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