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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监督办法（试行）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首都城乡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北京地区承担国家计划内建设工程（国家另有规定的大中型工业、交通建设项目除外）设计、施工任务以及生产混凝土构件、商品混凝土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均应加强质量管理，按本办法接受质量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实施，由市和区、县两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具体监督实施。
第四条 设计单位必须对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并监督施工单位按设计文件施工。
一、严格按本单位设计资格证书的等级和设计范围承担设计任务；
二、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筑标准、技术规范及城市规划要求编制设计文件；
三、建筑工程开工前，负责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所提供的设计图纸和文件作详细的技术交底；
四、参加地基基础、结构等主要部位工程、隐蔽工程和各项专业系统工程施工质量的检查和验收。参加工程竣工验收。对重点工程，应派常驻工地设计代表，随时检查施工质量，发现不按图纸或违反规范施工的，通知施工单位停止施工；
五、参加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五条 施工单位和生产混凝土构件、商品混凝土的企业，必须加强质量保证体系，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对本单位承建的工程质量或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一、严格按本单位的企业等级承担施工任务，不得超过等级规定的营业范围承建工程；
二、严格审查设计图纸，对未取得设计营业资格的单位所设计的图纸或无设计图纸的工程不予施工；
三、严格按设计图纸、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施工，不得擅自改动设计图纸，不得偷工减料、粗制滥造；
四、严格按工程的质量标准选用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不得使用无出厂证明或质量不合格的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
五、施工单位应配备不少于本单位职工总数千分之五的质量管理和检查人员；混凝土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配备不少于本单位职工总数百分之二的质量管理和检查人员；
六、建立健全各项质量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第六条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以下简称“监督总站”）和各区、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监督站）代表同级人民政府对建设工程质量实行监督∶

一、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到监督总站（站）办理委托监督手续，由监督总站（站）审核该工程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资格、技术水平及质量保证体系。未经监督总站（站）审核或经审核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均不得开工，市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预算审查处不予签章，银行不予拨款
。
二、工程施工中，监督总站（站）可随时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检查重点是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隐蔽工程质量和使用功能。对违反规范、规程和不按设计施工、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工程，由监督总站（站）责令施工单位停工或返工，并视情节轻重，对责任单位处以五百
元至五万元的罚款，对责任者及单位负责人处以五十元至三百元的罚款，直至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责任单位承担。
三、工程竣工后，先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验评，并将验评结果和有关技术资料送交监督总站（站）核验。未经监督总站（站）核验或核验不合格的工程，不得报竣工，也不得交付使用。
四、建设工程应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确保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工程交付使用后，在保修期内出现的质量缺陷，责任单位必须负责保修，违者，由监督总站（站）处以保修费用三至五倍的罚款。因质量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或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五、监督总站对混凝土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营业资格进行审核。企业要根据监督总站的规定，如实报送产品质量情况，对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监督总站可制止其产品出厂或责令停产整顿，并视情节轻重，对责任单位处以五百元至五万元的罚款，直至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
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条 监督总站负责监督国家和本市重点建设工程及其它有影响的建设工程的质量。
监督总站根据需要可在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市住宅建设总公司、市城市建设工程总公司、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和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设立分站。分站负责监督本系统所属施工企业承建的工程质量，并受监督总站的委托，对其它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各区、县监督站业务上受市监督总站的领导，负责监督本地区范围内除由监督总站和分站直接监督的工程以外的其它建设工程的质量。
市和区、县两级监督站分别设质量监督员。市级监督员，由监督总站统一考核，发给监督证；区、县级监督员，由区、县监督站考核，发给监督证。
第八条 建设单位和混凝土构件、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向监督总站（站）交纳监督费。其费率标准为∶建筑工程为建筑安装工作量的千分之三；市政工程为施工产值的千分之二；混凝土构件厂为销售额的千分之一点五；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为销售额的千分之零点五。特殊或重要工程
以及建设单位提出增加监督内容的工程项目，监督费应相应增加。各种检测项目，另行收费。
各级工程质量监督站收取的监督费，用于工程质量监督的各项开支。
监督费可以列入工程概算或产品成本。
第九条 各级质量监督人员必须严格执法。对徇私偏袒、弄虚作假、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质量监督人员，按《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受委托的监督总站（站）应退还该工程的全部监督费。
第十条 对责任单位的罚款，由被罚单位在自有资金中列支，不得摊入工程成本。罚款收入，由各级监督站上交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制定；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1985年9月12日
李靖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金融争端解决机构/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 2011年6月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是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突破，其也作为“三次金改”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主要规范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设置财团法人性质的争端解决机构，构架了法制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些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欠缺的祖国大陆具有多方借鉴意义，为祖国大陆构建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明确监管机构的保护职能与设置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金融商品的消费者保护问题。美国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United States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简称CFPA），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关。其首长由总统提名、国会同意后任命，并拥有独立预算。同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亦宣布新的金融改革方向，除了将现有大部分金融监理的权责转移至英格兰银行之外，也成立负责英国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市场之消费者保护的独立机构。如今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趋势，即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独立于金融政策与监理，并且统筹有关银行、非银行的消费者保护；建立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同时也强化金融知识的普及与教育，避免因过度期待投资带来的报酬而低估隐藏的风险，藉以从源头降低可能的投资纷争。

趋同这个潮流，结合本土形势，作为“亚洲经济优等生”[1]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11年6月3日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以弥补金融监管漏洞，加强金融消费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并作为“三次金改”[2]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本文将就“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特点进行述评，并分析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试图就改革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共分为4章、33条。第1章“总则”（第1条至第6条）界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阐述了立法主旨，明确了主管机关、金融消费者争议范围等；第2章“金融消费者之保护”（第7条至第12条）阐述了立法原则，金融广告制作者、金融服务业者所负有的义务及赔偿责任；第3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第13条至第30条）规定了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机构、期限及具体程序，赋予争议处理机构专业法庭功能；最后的“附则”部分（第31条至第33条）对争议解决的法律期限，施行日期做了规定。总的来看，在内容方面，该“法”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专门争议解决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的明确等方面。

一、“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概念是研究权益保护的逻辑起点。国外相关立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其立法并没有金融消费者的明确定义，而采取“大证券法”的概念，即不分消费和投资，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等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进行保护。但是金融危机暴露了此种制度的严重不足，引发了改革。美国2010年的新法采用概念加列举的方式，更为细化地指出金融消费者为“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代理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消费者主要用于个人、家庭、家用为目的的任何金融产品或服务”。第二种以英国、日本为代表，对金融消费者有明确的法律定义。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因此该法适用之对象，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消费者，即使是法人，只要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也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此外，在一些判例法国家或地区，其没有明确的金融消费者定义，在涉及银行和客户之间有关金融产品的交易时，主要通过“注意义务”以及合同法律制度等对客户进行保护。因为判例法有很大的弹性，往往需要通过个案的审判进行不同的法律适用和保护，情况复杂[4]。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采取的是上述第二种明确定义的方式。其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5]。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和法人，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对方——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业及其他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6]；二是将消费者与投资者区分，具有专业能力，不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机构、法人、自然人不属于消费者范畴。

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国际金融立法潮流的。传统观念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7]，仅限于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机构[8]。但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将消费者作为特殊对象加以保护是基于其弱者地位，而弱者地位与其个体性质、社会身份等没有直接关系，不论在普通商品经济还是金融交易中，信息的不对称才是造成其弱势地位的关键因素。在市场上从事交易的法人，很多也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也是处于被动弱者地位。因此，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主体外延应该是广泛的，应将个人和法人都列入金融消费者概念中，但应有“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限定，概念的第二点即对此做了规定。

投资者和消费者是两个分别涉及投资关系和交易关系的不同概念。投资银行、银行下设的专业投资机构等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专业人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在进行高风险投资时，与普通消费者有着本质区别，应认为是与交易对手处于平等地位，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而不应倾斜保护。因此对其加以限定，而这些专业投资机构之范围以及认定之条件，则由主管机关即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FSC）认定。

二、设置金融争议处理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

国外对于金融消费者争议的处理，一般设置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英国是这方面的先趋，其早在1986年就已通过《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FSA），负责所有金融销售争议案件。金融危机后英国又新设了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署，取代了FSA，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新加坡于2005年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简称MAS）中成立“金融业争议调解中心”（FIDReC），成为新加坡目前唯一合法的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而动静最大、影响最广的则是美国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其统一履行分布于不同联邦机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拥有包括规则制定、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在内的权力，并从增强透明度、简单化、公平性和可得性四个方面进行消费者保护改革。

各国争议解决机构的设立，确保在发生金融消费纠纷后，消费者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自行协商、向监管机构投诉、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争议处理机构和解决机制的设置，是国际消费者金融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不例外，其第三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将设立争端处理机构和机制作为立法的重心。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争议处理机构为财团法人型态，并设置由9至25位委员所组成的评议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消费者的利益。相对于大的保险公司，个人消费者通常是弱者。[9]该财团的基金来源包括民间捐助财产、“政府”分5年编列10亿台币预算、基金擎息、向金融业收取年费和争议处理费。争议处理机构等同法庭的功能，受理金融消费者申请评议后，结果效力将等同民事判决。金融业者与消费者订定契约时，若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消费者受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10]。

争议处理机构及其人员对于所知悉金融消费争议的资料及评议过程，除“法规”另有规定或经争议双方同意之外，应保守秘密。未来包括信用卡、现金卡、各式贷款、基金、连动债、保单等金融商品发生消费争议，将由“金管会”下设置的财团法人金融消费争议机构接受申诉，再交由评议委员会讨论，讨论的结果金融机构一定要接受，而如果消费者也认同决议，效力就视同“法院”民事判决。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向“法院”提出诉讼[11]。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关设置体制与英国、美国颇为相近，都是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机构之外，另设专门机构。这在客观上能够确保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中立性、公正性、独立性，防止监管部门过于容忍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监管捕获”这一道德风险，增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际效果[12]。

三、明确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金融消费者和普通消费者一样，应享受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对金融产品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金融服务提供者须承担安全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平义务等。然而实际生活中，金融服务提供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大的组织机构和各类专业的人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时，片面夸大产品收益，忽视甚至故意不对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致使消费者盲目购买金融产品，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银行在消费者开户办理存折时，要求必需同时办理借记卡，且借记卡需收取年费等。此种金融服务产品捆绑销售的做法，侵犯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针对不断出现的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现象，立法应明确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各国立法实践中也将此作为重要内容。

日本在2001年4月开始实施《金融产品销售法》中明确：在销售存储款、信托、保险、有价证券、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等各种金融产品时，销售业者有义务向顾客说明存在跌破面值的风险等重要事项。此外，还规定销售业者制定并公开劝购方针的义务。销售业者违反该法规定的说明义务且使顾客蒙受损失时，不论有无自我过失，都要向顾客承担损失赔偿责任[13]。英国金融服务局在2006年10月出台的《业务原则》中规定，金融机构必须给予消费者利益以合理的关注；公平对待消费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必须公平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包括自己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当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财产负责时，应对消费者的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14]。2010年，奥巴马在金融委员会通过批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后发表声明说，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防止掠夺性的贷款行为，确保消费者能够明白地获得，诸如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之类的金融产品的信息。

我国台湾地区在之前的金融监理体制下，对消费者保护存在种种迷惑。当局认为投资者想赚取利润，就需自负风险，忽视了此设定的前提，即投资者要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并且金融机构在销售时，已充分告知产品的特性与隐藏风险。在银行销售雷曼兄弟集团所发行的连动债给一般投资人时，理财专员基本不提醒客户其具有的金融风险，而是常告知此商品百分之百保本。结果是随着雷曼兄弟母公司的倒台，以此为“信用”担保的连动债变成一场空，引爆了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的大地震。而在具体对金融产品销售的监管方面，主要按六大阶段进行：销售人员商品认识；认识客户程序；根据客户特性，推荐适合商品；告知客户商品内容说明及风险；表单填写；销售后服务。这些规定虽被执行，但仍存在诸多监管漏洞。

在对以上弊病反思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将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等服务）纳入其保障范围，并要求之后金融服务业从事广告、业务招揽及营业促销活动，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误信的情况出现[15]。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明确金融服务业的职责和法律责任：第一，金融机构销售商品时，应充分了解金融消费者的相关资料，以确保该商品或服务适用于金融消费者；第二，要充分告知风险，提供充分资讯给投资人作为决策判断时参考。金融服务业应说明金融商品、服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并充分揭露风险，以及未尽说明、损害赔偿责任；第三，“金管会”对于商品销售过程的行为，会要求各金融机构加强并审查；第四，比照保险业务员规划“理财专员”，采取登记制度，将来理财专员销售金融商品时，要到银行公会或信托公会登记，才具有销售资格。恶质违法理财专员必须受罚，最严重可以解除职务，而且包括银行、理财专员业务主管，同样要负连带责任[16]。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出台，对于遏制金融服务业盛气凌人、以大欺小的行业局面，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安全权、选择权等实体权益会起到重大作用；“因设有多项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规定，新法预期将会对金融服务业的销售实务运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