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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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习仲勋兼国务院秘书长；任命钱瑛为内务部部长，陈毅兼外交部部长，彭德怀兼国防部部长，罗瑞卿兼公安部部长，陈云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兼财政部部长，沙千里为粮食部部长，程子华为商业部部长，叶季壮为对外贸易部部长，许德珩为水产部部长，王鹤寿为冶金工业部部长，彭涛为化学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煤炭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李四光为地质部部长，刘秀峰为建筑工程部部长，蒋光鼐为纺织工业部部长，李烛麈为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王首道为交通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廖鲁言为农业部部长，王震为农垦部部长，刘文辉为林业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电力部部长，马文瑞为劳动部部长，沈雁冰为文化部部长，杨秀峰为教育部部长，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贺龙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张奚若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5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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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环保法中年检测的几点意见
韩建军 郑传音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摘 要：我国现行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由环境检查制度与环境监测制度构成。该制度与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存在某些不适应之处，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检测制度的显然弊病。我国应采取适宜的对策加以应对，以便加强后我国的环境检测，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我国；环保法；年检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了适时地引导。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制度方面的障碍，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我国当前的环境问题依旧极为突出和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障碍，寻求排除这些障碍的应对策略，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长远发展而言，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以为，我国环保法所确立的年检测制度便是当前影响我们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障碍之一。基于此，我们拟就我国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浅加论析，以求为我国环保法的完善及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略尽微力！
一、我国环保法中的现行年检测制度及其弊病分析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1]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公国务院和水果内、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2] 据此，我国现行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是由环境检查制度与环境监测制度组成的。所谓环境检查制度，就是指由环保主管部门及其他的相关职权部门依照法定的职权与程序，并按照相关的环境标准，对污染物排放单位或个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查的制度。而所谓环境监测制度则是指特定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环境标准对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制度。[3] 目前，我国的年检测是以环境检测为主的，在此基础上，由法定的环保职能部门每年不定期地对本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和个人的排污状况进行执法检查。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年检测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弊病：
（一）年检测的对象不包括个人
《环境保护法》第11条在规定环境检查制度时，仅规定环保主管行政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检查，并且也只规定了排污单位对检查进行配合的义务，然而，却没有规定对排污的个人进行检查，也没有为排污个人在配合检查方面设置任何任务。我们认为，这是我国环保法年检测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也已经成为我国污染物排放的一类重要主体，例如，城市中的各类小地摊的摊主、农村养殖户、机动车的驾驶员等等，这些个人所排放的污染物也正在日益影响着我国的环境。然而，我国现行环境年检测制度却并不适用于这些对象。我们认为，这在客观上纵容甚至刺激了某些排污个人的排污行为，是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年检测依据的标准过于落后
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检测时必须依据相关部门制定的环境标准来进行，但由于在环境立法指导思想方面的滞后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很多环境标准都无法适应环境检测的需要。例如，在城市区域噪声排放方面，我国迄今还在适用1982年制定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而在企业噪声排放方面，我国迄今也还在适用1980年制定的《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而这些环境标准由于制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仅与我国当时环境问题的状况相适应，因此，现在依据这些标准进行年检测，不仅会导致标准过低，无法使排污主体得到本应有的惩治，且也极易使人们对我国环境执法的力度产生怀疑。这已成我国环境年检测的又一个弊病。
（三）在责任承担上重罚款轻防范
从实践方面来看，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据检测结果追究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时，往往都将罚款作为首选，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使违法排污者受到惩戒，还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4] 这样一来，很多企业只要一次性缴足罚款，就可以“一劳永逸”，从而导致不少排污大户能够随心所欲。这种在责任承担上的重罚款而轻防范的做法，不仅不利于防治环境污染，且极有可会放纵企业排污，加重环境污染。
（四）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较低
当前，由于没有国家机构设置法的规定，我国在环保的机构设置上极不健全。目前，“在全省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中有近半仍归口建设部门，地市一级则更多。”[5] 而这一点不仅使我国环境年检测缺乏必要的执法机构，并直接影响了我国执法队伍的建设。此外，在我国某些环保机构特别是地方环保机构在进人问题上，由于把关不严，或屈从于各级政府的人事安排（如在本单位安排某些军队专业干部等），使许多不懂业务、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进入了环境执法队伍。这些人员由于不熟悉环境法律规定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执法素养和能力，在执法过程中，对某些具体案件，或随心所欲，或凭个人利害去处理，或相互推诿，使违法执法、执法不当或怠于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6] 这一问题的存在也成为影响我国环境年检测公正性和及时性的重要因素。
二、完善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我国环保法中现行的年检测制度的上述弊病，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应对策建议：
（一）修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年检测主体的规定
具体而言，应当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第14条的规定，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的规定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或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这是完善我国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的立法客观需要。
（二）适时更新现行的环境标准
针对不少环境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于我国环境保护需要的现状，我国应当对现行的各类环境标准进行及时清理，制定新的、适合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的、相对更为严苛的环境标准，并废止那些已经不利于我国环境保护而失去实际意义或意义不大的标准，以便提高国家对污染物排放的要求，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能够依据更为严格的标准对排污企业或个人进行年检测。这不仅是适应我国环境保护新形势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需要。
（三）在责任的承担上，要更注重某些防范性的惩治措施
具体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检测结果确定排污主体的责任方面，应当尽可能地多重视并采取那些更易防范环境污染的惩治措施，例如责任停产整治、限期治理等等，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罚代刑”，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四）逐步健全我国的环保机构，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
除以上几个方面的具体对策之外，我们认为，还应当逐步健全我国的环保机构，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能力。具体来说，应当设立环境执法责任制，以环境执法效率和质量的高低作为对环境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与奖励的标准；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人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其具备环境执法所必备的素质要求。应当说，这也是加强我国环境年检测，保护和改善我国环境，以加促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4条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1条。
[3]参见 肖海军 编著《环境保护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4]更为重要的是，罚款往往还会与执法者的奖金等相挂钩。
[5]参见 金瑞林 主编：《中国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6]刘长秋、徐宁：《当前我国环境执法的障碍分析》，《安徽法学》，2001年第5期。
中日刑法关于侵入住宅罪之比较研究
齐汇
【摘要】刑法的发展必须回应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现代社会的纠纷处理寻找合适的途径，对于刑法中“模糊地带”的中性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准确的认定，研究当代刑法所面临的困境，指明正义在当下的出路。本文仅仅就中日侵入住宅罪中某些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谈论此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究竟应当认定为住户的权利还是生活的安宁，以及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所作的解释。从整体上观察中国刑法学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在比较中找寻现代刑法学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旧住宅权说、住宅平安权说、住宅平稳说、新住宅权说
次目录
一、 导言
二、 日本刑法的学说发展
1、 旧住宅权说
2、 住宅平安说
3、 住宅平稳说
4、 新住宅权说
5、 综合说
6、 相对化说与多元法益保护说
三、 我国刑法学说的基本立场
四、 笔者的立场
一、导言
侵害居住的犯罪，是按照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的原则，为保护个人住宅的安宁而规定的，包括侵入住宅罪和不退去罪以及上述两罪的未遂罪。 侵入住宅罪一般是指无故（或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建筑物等场所的行为。 就立法论的角度而言，有的国家将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归入对于公共法益的犯罪。例如德国刑法在“违反公共秩序之犯罪”一章中规定侵入住宅罪；日本刑法也将此种犯罪认定为对于社会法益侵害的犯罪。这种认识的主要理由在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不仅仅是对于住宅所有人和管理人权利以及生活安宁的侵犯，而且这样的行为使得其邻居和周围的人产生某种不安全的感觉。这种立场属于刑法学中传统的立场，是早期刑法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犯罪已经被刑法评价为对于个人法益的犯罪。刑法学理论也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先前有少许国家的刑法将本罪认定为对于社会法益的侵害，但是其国内的学说理论却几乎一致的转向了对于个人法益侵害的立场。然而就对于个人法益侵害而言，其间亦存在诸多问题。有人认为侵入住宅是为了取得财产，应当属于财产犯罪；有的人认为侵入住宅的行为是对住户自由的侵犯，理由在于侵入他人住宅的目的虽然大多数是为了实施财产型犯罪，然而在某些情形下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对于住户身体、生命和自由的侵犯，因此单单界定为财产型犯罪未免保护法益的范围过于狭小，因此，这类犯罪应当属于对于住户自由的侵犯。
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保护的法益一般说来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是住宅权，住宅权的内容是居于家长地位的人对他人进入住宅的许诺权。 这一观点被称为旧住宅权说，在二战前，是多数国家的通说。后来这种理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批判的理由在于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封建家长制度的陈腐思想，与现代国家宪政理念格格不入；其宣称犯罪是对于权利的侵害是19世纪古典刑法学思想的残余，应当予以摒弃。
第二种观点认为，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是事实上住宅的安宁。所谓住宅的安宁，是指住宅内成员的生命、身体、财产等没有受侵害的危险性。 这种观点的基本立场是，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侵犯的不仅仅是住宅中家长的利益，其侵犯的对象是整个家庭住户安宁的生活状态，而刑法所要保护的正是这样一种整体家庭生活安宁的法益，因此刑法保护法益的范围在这一学说的推动下得以扩张。
第三种观点认为，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是住宅权，但住宅权不是家长的许诺权，而是管理住宅的一种权利以及是否许可他人进入的自由权。 这一观点被称为新住宅权说。其中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刑法学采取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侵入他人住宅必须满足“违反权利人意思”的要件，只要违反了权利人意思而侵入住宅，就构成非法侵入罪。其理由在于，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是侵犯了个人生活自由的法益，而非法侵入罪侵害的是个人在住宅中所享有的自由，而并非生活的安宁，因此侵入住宅的刑法违反了权利人的意思，妨碍了权利人在住宅中享有的自由，因此构成对法益的侵犯。
以上三种学说在日本刑法学发展过程中都有所表现，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一一就这些学说和理论加以介绍，并分析他们之间在遇到具体疑难问题时的适用标准和认识基础，并试图用此种方法来分析中国刑法学的相关理论。
二、日本刑法的学说发展
受德国旧刑法的影响，日本刑法将非法侵入住宅罪规定在对社会法益的犯罪中， 其第130条规定：“无正当理由侵入他人的住宅或者他人看管的宅邸、建筑物或者船舰，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从上述场所退出的，处3年以下罚役或者10万元以下罚金”。第131条原本规定了侵入皇宫罪，但战后被废除。第132条规定：“第130条犯罪未遂的，应当处罚”。日本刑法就侵入住宅罪所侵犯的法益发展出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下面将一一介绍。
1、旧住宅权说
旧住宅权说认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益是家长的住宅权，即家长决定允许、禁止谁进入或者留置于住宅的自由。 旧住宅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泉二新熊。他在论述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时指出，旧刑法以及多数立法例都将本罪规定为对公共安宁的犯罪，即公共危险犯，但本罪属于对个人权利的犯罪。旧《日本宪法》第2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未经本人许诺不得侵入他人住宅。在此种意义上，每个人的住宅是每个人行使自由权利的城堡，因此对于这种自由权利的侵犯就构成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住宅的支配者对于他人可否进入住宅拥有许诺的权利，未经住宅支配者许诺而进入住宅者视为对于住宅支配者住宅和平权的侵害。因此，住宅和平权是住宅权者的支配权及命令权，而具有这种支配权及命令权的是特定的住宅支配者即户主或家长。因此，认定是否“无故侵入”取决于是否违背支配权者的意思。即使得到了支配权者的同意，但是如果实质上违背了支配权者的意思，也必须认定为“无故侵入”。例如，以与他人之妻通奸的目的得到该妻子的承诺而进入住宅的，也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
佐濑昌三的观点事实上也属于旧住宅权说。他指出，虽然有人批评住宅权概念的内容不明确，并认为这是权利侵害说的残渣，但是联系到被害人承诺的问题，承诺的主体与处分权的主体必须是一致的。佐濑认为，住宅权是在住宅的占有这一事实的观念之下成立的，故不要求是合法的住宅，也不应当与作为法律上的无形观念的户主权作同一理解，更不要求与住宅的所有权相一致。虽然作为非住户的家属与出租人等也可能享有住宅权，但是通常情况下，通过对户主或其亲权者、雇主的住宅权的保护，就可以保护其家属、雇员在各自的住宅内的安全，所以对家属与雇员没有必要赋予独立的住宅权。据此，违反户主或者家长的意思而进入住户的，就属于“无故侵入”。
日本战前的判例大多采取旧住宅权说。早期的日本刑法仅仅对于住宅权人的同意才承认其阻却违法的效力，而且这种同意必须是真是的同意，收到欺骗的同意不属于同意的范畴，对于这样的同意不能阻却行为人违法的认定。这些判例从日本《大审院刑事判决录》和《大审院刑事判例集》中均可看到。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住宅权说的观点遭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和批判。首先，随着现代宪政国家的建立，宪法赋予一切公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因此旧住宅权说认中那种家长制度的思想自然而然的被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观念所摒弃；其次，“犯罪侵害的是刑法所保护的权利”的观念在日本刑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逐渐的放弃，法益侵害的理论代替了权利侵害的理论，将刑法保护的范围在适度的范围内予以扩充，这从日本不法行为法中不法行为的实质由权利侵害到违法性的转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其三，住宅权的概念是一个尚没有确定的概念，其涵盖的范围和所保护的对象处于模糊的状态，因此旧住宅权说中住宅权人的触角到底可以伸到什么地方并不明确，在实务中可能造成判决的“模糊地带”，有损罪行法定原则；其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关心的复杂和经济交往的频繁，使得一些房屋和住宅的住宅权人究竟是谁并不明确，对于住宅外部的他人来说，要辨识住宅中具体哪个人是拥有许诺权的住宅权人实属不易，这种不明确容易导致侵入住宅罪的滥用，使得社会中的人们动辄触及刑法；最后，旧住宅权说要求住宅权人的同意为真实意思表示，仅仅具有外部同意的行为还不构成阻却这一违法的事由，这样将扩大刑法处罚和适用的范围，给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带来损害。
2、住宅平安权说
这种学说认为，侵入住宅罪的被害法益，不是住宅的主宰权，法律要保护的是住宅的平安不受妨害的权利，即住宅平安权。这一权利属于宪法第25条所保护的日本公民的自由权。倡导这一学说的学者是植松正。他认为，住宅不受侵害的权利被平等的授予给全体日本国民，那么，刑法的保护就不能仅限于主宰权者。既然是平等的享有住宅平安不受侵害权利的日本国民，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不管是家长还是家庭成员、进而也不管是雇主还是其仆人，均应当平等地享有刑法上的住宅权。换言之，“现实在将该房屋作为住宅使用的一切人”都是住宅权者和本罪的被害人。
按照这种理论，侵入住宅罪的“侵入”应当是指违反住宅平安权享有者的意思，并明知违法其意思而进入住宅的行为。换言之，侵入住宅的行为是对所有住宅平安权享有人权利的侵害。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仅仅经由少数或部分住宅平安权享有人的同意，而进入住宅侵害其他住宅平安权享有人权利的行为，不能因为少数或部分人的承诺而阻却违法。这正如小偷盗窃几个共有人共同共有的不可分的财产，并不能因为得到部分共同共有人的同意而阻却盗窃罪的成立。但是，这种学说已经提出马上遭到理论界的反驳，其困难在于：部分住宅平安权享有人不在住宅，而进入者又经过了所有在住宅的权利人的同意，这样的情形是否可以阻却违法？对此植松正认为：“既是居住者不在住宅内时，也不丧失其住宅权，故应尊重其意思；留守者违反不在者的意思表示承诺时，不能产生与不在者的承诺相同的效果，但是对于不思归期远在外面的人而言，则毋需其承诺。而军人除外”。
按照这种学说，当丈夫不在家，妻子与他人在家中通奸的情形，由于没有经得丈夫的同意，也不能推知丈夫对于此种情形有承诺的可能，因此这种行为侵害了丈夫的住宅平安权，构成侵入住宅罪。这种学说最大的好处在于其扩张了旧住宅权说中权利人的范围，体现了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原先的理论来说是一种促进和发展。同时这种学说也成为了由旧住宅权说发展到新住宅权说的桥梁，成为过渡时期的理论产物。但是这种学说依然没有摆脱“刑法是保护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的基本框架，而且在其阻却犯罪的事由构成过于严格，致使此学说支持者鲜矣。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一个人要进入他人的住宅要经所有住宅权人的一致同意的这种方式，将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提高社会交往和交易生成的成本，因此对于商业社会的发展有所阻碍。因此这种学说的生命力在司法实务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仅仅成为刑法发展过渡期的一个并不全面的产物。
3、住宅平稳说
住宅平稳说是战后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由于前述两种学说在其理念上和现实中都无法适应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加之刑法所保护的价值由受侵害的权利到被侵害的法益，因此导致了住宅平稳说的诞生。此种学说已经问世，迅速地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认可，大量的司法判例也遵从了这种理论中所表达的精神。此种理论又可以分为家庭住宅平稳说与事实住宅平稳说。
小野清一郎是家庭住宅平稳说的倡导者。他人为，住宅平稳权的法益是一种私法益，相对于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而言属于个人法益，但又不是纯粹的个人法益，而是家庭法益。 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重视家庭氛围和长幼关系的国家，“上下一体的家庭生活”是日本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法益应当从一个整体上来把握，而不能分别为各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这样的分野将有悖于日本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道德。但是亦不能将本罪理解为对于公共秩序的犯罪，因为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并不危害到社会治安的公共秩序。
韩建军 郑传音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摘 要：我国现行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由环境检查制度与环境监测制度构成。该制度与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存在某些不适应之处，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检测制度的显然弊病。我国应采取适宜的对策加以应对，以便加强后我国的环境检测，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我国；环保法；年检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了适时地引导。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制度方面的障碍，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我国当前的环境问题依旧极为突出和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障碍，寻求排除这些障碍的应对策略，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长远发展而言，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以为，我国环保法所确立的年检测制度便是当前影响我们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障碍之一。基于此，我们拟就我国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浅加论析，以求为我国环保法的完善及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略尽微力！
一、我国环保法中的现行年检测制度及其弊病分析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1]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公国务院和水果内、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2] 据此，我国现行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是由环境检查制度与环境监测制度组成的。所谓环境检查制度，就是指由环保主管部门及其他的相关职权部门依照法定的职权与程序，并按照相关的环境标准，对污染物排放单位或个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查的制度。而所谓环境监测制度则是指特定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环境标准对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制度。[3] 目前，我国的年检测是以环境检测为主的，在此基础上，由法定的环保职能部门每年不定期地对本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和个人的排污状况进行执法检查。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年检测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弊病：
（一）年检测的对象不包括个人
《环境保护法》第11条在规定环境检查制度时，仅规定环保主管行政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检查，并且也只规定了排污单位对检查进行配合的义务，然而，却没有规定对排污的个人进行检查，也没有为排污个人在配合检查方面设置任何任务。我们认为，这是我国环保法年检测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也已经成为我国污染物排放的一类重要主体，例如，城市中的各类小地摊的摊主、农村养殖户、机动车的驾驶员等等，这些个人所排放的污染物也正在日益影响着我国的环境。然而，我国现行环境年检测制度却并不适用于这些对象。我们认为，这在客观上纵容甚至刺激了某些排污个人的排污行为，是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年检测依据的标准过于落后
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检测时必须依据相关部门制定的环境标准来进行，但由于在环境立法指导思想方面的滞后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很多环境标准都无法适应环境检测的需要。例如，在城市区域噪声排放方面，我国迄今还在适用1982年制定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而在企业噪声排放方面，我国迄今也还在适用1980年制定的《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而这些环境标准由于制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仅与我国当时环境问题的状况相适应，因此，现在依据这些标准进行年检测，不仅会导致标准过低，无法使排污主体得到本应有的惩治，且也极易使人们对我国环境执法的力度产生怀疑。这已成我国环境年检测的又一个弊病。
（三）在责任承担上重罚款轻防范
从实践方面来看，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据检测结果追究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时，往往都将罚款作为首选，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使违法排污者受到惩戒，还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4] 这样一来，很多企业只要一次性缴足罚款，就可以“一劳永逸”，从而导致不少排污大户能够随心所欲。这种在责任承担上的重罚款而轻防范的做法，不仅不利于防治环境污染，且极有可会放纵企业排污，加重环境污染。
（四）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较低
当前，由于没有国家机构设置法的规定，我国在环保的机构设置上极不健全。目前，“在全省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中有近半仍归口建设部门，地市一级则更多。”[5] 而这一点不仅使我国环境年检测缺乏必要的执法机构，并直接影响了我国执法队伍的建设。此外，在我国某些环保机构特别是地方环保机构在进人问题上，由于把关不严，或屈从于各级政府的人事安排（如在本单位安排某些军队专业干部等），使许多不懂业务、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进入了环境执法队伍。这些人员由于不熟悉环境法律规定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执法素养和能力，在执法过程中，对某些具体案件，或随心所欲，或凭个人利害去处理，或相互推诿，使违法执法、执法不当或怠于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6] 这一问题的存在也成为影响我国环境年检测公正性和及时性的重要因素。
二、完善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我国环保法中现行的年检测制度的上述弊病，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应对策建议：
（一）修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年检测主体的规定
具体而言，应当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第14条的规定，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的规定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或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这是完善我国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的立法客观需要。
（二）适时更新现行的环境标准
针对不少环境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于我国环境保护需要的现状，我国应当对现行的各类环境标准进行及时清理，制定新的、适合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的、相对更为严苛的环境标准，并废止那些已经不利于我国环境保护而失去实际意义或意义不大的标准，以便提高国家对污染物排放的要求，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能够依据更为严格的标准对排污企业或个人进行年检测。这不仅是适应我国环境保护新形势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需要。
（三）在责任的承担上，要更注重某些防范性的惩治措施
具体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检测结果确定排污主体的责任方面，应当尽可能地多重视并采取那些更易防范环境污染的惩治措施，例如责任停产整治、限期治理等等，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罚代刑”，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四）逐步健全我国的环保机构，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
除以上几个方面的具体对策之外，我们认为，还应当逐步健全我国的环保机构，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能力。具体来说，应当设立环境执法责任制，以环境执法效率和质量的高低作为对环境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与奖励的标准；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人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其具备环境执法所必备的素质要求。应当说，这也是加强我国环境年检测，保护和改善我国环境，以加促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4条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1条。
[3]参见 肖海军 编著《环境保护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4]更为重要的是，罚款往往还会与执法者的奖金等相挂钩。
[5]参见 金瑞林 主编：《中国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6]刘长秋、徐宁：《当前我国环境执法的障碍分析》，《安徽法学》，2001年第5期。
中日刑法关于侵入住宅罪之比较研究
齐汇
【摘要】刑法的发展必须回应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现代社会的纠纷处理寻找合适的途径，对于刑法中“模糊地带”的中性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准确的认定，研究当代刑法所面临的困境，指明正义在当下的出路。本文仅仅就中日侵入住宅罪中某些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谈论此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究竟应当认定为住户的权利还是生活的安宁，以及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所作的解释。从整体上观察中国刑法学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在比较中找寻现代刑法学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旧住宅权说、住宅平安权说、住宅平稳说、新住宅权说
次目录
一、 导言
二、 日本刑法的学说发展
1、 旧住宅权说
2、 住宅平安说
3、 住宅平稳说
4、 新住宅权说
5、 综合说
6、 相对化说与多元法益保护说
三、 我国刑法学说的基本立场
四、 笔者的立场
一、导言
侵害居住的犯罪，是按照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的原则，为保护个人住宅的安宁而规定的，包括侵入住宅罪和不退去罪以及上述两罪的未遂罪。 侵入住宅罪一般是指无故（或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建筑物等场所的行为。 就立法论的角度而言，有的国家将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归入对于公共法益的犯罪。例如德国刑法在“违反公共秩序之犯罪”一章中规定侵入住宅罪；日本刑法也将此种犯罪认定为对于社会法益侵害的犯罪。这种认识的主要理由在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不仅仅是对于住宅所有人和管理人权利以及生活安宁的侵犯，而且这样的行为使得其邻居和周围的人产生某种不安全的感觉。这种立场属于刑法学中传统的立场，是早期刑法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犯罪已经被刑法评价为对于个人法益的犯罪。刑法学理论也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先前有少许国家的刑法将本罪认定为对于社会法益的侵害，但是其国内的学说理论却几乎一致的转向了对于个人法益侵害的立场。然而就对于个人法益侵害而言，其间亦存在诸多问题。有人认为侵入住宅是为了取得财产，应当属于财产犯罪；有的人认为侵入住宅的行为是对住户自由的侵犯，理由在于侵入他人住宅的目的虽然大多数是为了实施财产型犯罪，然而在某些情形下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对于住户身体、生命和自由的侵犯，因此单单界定为财产型犯罪未免保护法益的范围过于狭小，因此，这类犯罪应当属于对于住户自由的侵犯。
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保护的法益一般说来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是住宅权，住宅权的内容是居于家长地位的人对他人进入住宅的许诺权。 这一观点被称为旧住宅权说，在二战前，是多数国家的通说。后来这种理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批判的理由在于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封建家长制度的陈腐思想，与现代国家宪政理念格格不入；其宣称犯罪是对于权利的侵害是19世纪古典刑法学思想的残余，应当予以摒弃。
第二种观点认为，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是事实上住宅的安宁。所谓住宅的安宁，是指住宅内成员的生命、身体、财产等没有受侵害的危险性。 这种观点的基本立场是，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侵犯的不仅仅是住宅中家长的利益，其侵犯的对象是整个家庭住户安宁的生活状态，而刑法所要保护的正是这样一种整体家庭生活安宁的法益，因此刑法保护法益的范围在这一学说的推动下得以扩张。
第三种观点认为，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是住宅权，但住宅权不是家长的许诺权，而是管理住宅的一种权利以及是否许可他人进入的自由权。 这一观点被称为新住宅权说。其中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刑法学采取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侵入他人住宅必须满足“违反权利人意思”的要件，只要违反了权利人意思而侵入住宅，就构成非法侵入罪。其理由在于，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是侵犯了个人生活自由的法益，而非法侵入罪侵害的是个人在住宅中所享有的自由，而并非生活的安宁，因此侵入住宅的刑法违反了权利人的意思，妨碍了权利人在住宅中享有的自由，因此构成对法益的侵犯。
以上三种学说在日本刑法学发展过程中都有所表现，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一一就这些学说和理论加以介绍，并分析他们之间在遇到具体疑难问题时的适用标准和认识基础，并试图用此种方法来分析中国刑法学的相关理论。
二、日本刑法的学说发展
受德国旧刑法的影响，日本刑法将非法侵入住宅罪规定在对社会法益的犯罪中， 其第130条规定：“无正当理由侵入他人的住宅或者他人看管的宅邸、建筑物或者船舰，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从上述场所退出的，处3年以下罚役或者10万元以下罚金”。第131条原本规定了侵入皇宫罪，但战后被废除。第132条规定：“第130条犯罪未遂的，应当处罚”。日本刑法就侵入住宅罪所侵犯的法益发展出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下面将一一介绍。
1、旧住宅权说
旧住宅权说认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益是家长的住宅权，即家长决定允许、禁止谁进入或者留置于住宅的自由。 旧住宅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泉二新熊。他在论述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保护法益时指出，旧刑法以及多数立法例都将本罪规定为对公共安宁的犯罪，即公共危险犯，但本罪属于对个人权利的犯罪。旧《日本宪法》第2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未经本人许诺不得侵入他人住宅。在此种意义上，每个人的住宅是每个人行使自由权利的城堡，因此对于这种自由权利的侵犯就构成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住宅的支配者对于他人可否进入住宅拥有许诺的权利，未经住宅支配者许诺而进入住宅者视为对于住宅支配者住宅和平权的侵害。因此，住宅和平权是住宅权者的支配权及命令权，而具有这种支配权及命令权的是特定的住宅支配者即户主或家长。因此，认定是否“无故侵入”取决于是否违背支配权者的意思。即使得到了支配权者的同意，但是如果实质上违背了支配权者的意思，也必须认定为“无故侵入”。例如，以与他人之妻通奸的目的得到该妻子的承诺而进入住宅的，也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
佐濑昌三的观点事实上也属于旧住宅权说。他指出，虽然有人批评住宅权概念的内容不明确，并认为这是权利侵害说的残渣，但是联系到被害人承诺的问题，承诺的主体与处分权的主体必须是一致的。佐濑认为，住宅权是在住宅的占有这一事实的观念之下成立的，故不要求是合法的住宅，也不应当与作为法律上的无形观念的户主权作同一理解，更不要求与住宅的所有权相一致。虽然作为非住户的家属与出租人等也可能享有住宅权，但是通常情况下，通过对户主或其亲权者、雇主的住宅权的保护，就可以保护其家属、雇员在各自的住宅内的安全，所以对家属与雇员没有必要赋予独立的住宅权。据此，违反户主或者家长的意思而进入住户的，就属于“无故侵入”。
日本战前的判例大多采取旧住宅权说。早期的日本刑法仅仅对于住宅权人的同意才承认其阻却违法的效力，而且这种同意必须是真是的同意，收到欺骗的同意不属于同意的范畴，对于这样的同意不能阻却行为人违法的认定。这些判例从日本《大审院刑事判决录》和《大审院刑事判例集》中均可看到。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住宅权说的观点遭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和批判。首先，随着现代宪政国家的建立，宪法赋予一切公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因此旧住宅权说认中那种家长制度的思想自然而然的被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观念所摒弃；其次，“犯罪侵害的是刑法所保护的权利”的观念在日本刑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逐渐的放弃，法益侵害的理论代替了权利侵害的理论，将刑法保护的范围在适度的范围内予以扩充，这从日本不法行为法中不法行为的实质由权利侵害到违法性的转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其三，住宅权的概念是一个尚没有确定的概念，其涵盖的范围和所保护的对象处于模糊的状态，因此旧住宅权说中住宅权人的触角到底可以伸到什么地方并不明确，在实务中可能造成判决的“模糊地带”，有损罪行法定原则；其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关心的复杂和经济交往的频繁，使得一些房屋和住宅的住宅权人究竟是谁并不明确，对于住宅外部的他人来说，要辨识住宅中具体哪个人是拥有许诺权的住宅权人实属不易，这种不明确容易导致侵入住宅罪的滥用，使得社会中的人们动辄触及刑法；最后，旧住宅权说要求住宅权人的同意为真实意思表示，仅仅具有外部同意的行为还不构成阻却这一违法的事由，这样将扩大刑法处罚和适用的范围，给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带来损害。
2、住宅平安权说
这种学说认为，侵入住宅罪的被害法益，不是住宅的主宰权，法律要保护的是住宅的平安不受妨害的权利，即住宅平安权。这一权利属于宪法第25条所保护的日本公民的自由权。倡导这一学说的学者是植松正。他认为，住宅不受侵害的权利被平等的授予给全体日本国民，那么，刑法的保护就不能仅限于主宰权者。既然是平等的享有住宅平安不受侵害权利的日本国民，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不管是家长还是家庭成员、进而也不管是雇主还是其仆人，均应当平等地享有刑法上的住宅权。换言之，“现实在将该房屋作为住宅使用的一切人”都是住宅权者和本罪的被害人。
按照这种理论，侵入住宅罪的“侵入”应当是指违反住宅平安权享有者的意思，并明知违法其意思而进入住宅的行为。换言之，侵入住宅的行为是对所有住宅平安权享有人权利的侵害。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仅仅经由少数或部分住宅平安权享有人的同意，而进入住宅侵害其他住宅平安权享有人权利的行为，不能因为少数或部分人的承诺而阻却违法。这正如小偷盗窃几个共有人共同共有的不可分的财产，并不能因为得到部分共同共有人的同意而阻却盗窃罪的成立。但是，这种学说已经提出马上遭到理论界的反驳，其困难在于：部分住宅平安权享有人不在住宅，而进入者又经过了所有在住宅的权利人的同意，这样的情形是否可以阻却违法？对此植松正认为：“既是居住者不在住宅内时，也不丧失其住宅权，故应尊重其意思；留守者违反不在者的意思表示承诺时，不能产生与不在者的承诺相同的效果，但是对于不思归期远在外面的人而言，则毋需其承诺。而军人除外”。
按照这种学说，当丈夫不在家，妻子与他人在家中通奸的情形，由于没有经得丈夫的同意，也不能推知丈夫对于此种情形有承诺的可能，因此这种行为侵害了丈夫的住宅平安权，构成侵入住宅罪。这种学说最大的好处在于其扩张了旧住宅权说中权利人的范围，体现了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原先的理论来说是一种促进和发展。同时这种学说也成为了由旧住宅权说发展到新住宅权说的桥梁，成为过渡时期的理论产物。但是这种学说依然没有摆脱“刑法是保护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的基本框架，而且在其阻却犯罪的事由构成过于严格，致使此学说支持者鲜矣。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一个人要进入他人的住宅要经所有住宅权人的一致同意的这种方式，将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提高社会交往和交易生成的成本，因此对于商业社会的发展有所阻碍。因此这种学说的生命力在司法实务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仅仅成为刑法发展过渡期的一个并不全面的产物。
3、住宅平稳说
住宅平稳说是战后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由于前述两种学说在其理念上和现实中都无法适应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加之刑法所保护的价值由受侵害的权利到被侵害的法益，因此导致了住宅平稳说的诞生。此种学说已经问世，迅速地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认可，大量的司法判例也遵从了这种理论中所表达的精神。此种理论又可以分为家庭住宅平稳说与事实住宅平稳说。
小野清一郎是家庭住宅平稳说的倡导者。他人为，住宅平稳权的法益是一种私法益，相对于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而言属于个人法益，但又不是纯粹的个人法益，而是家庭法益。 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重视家庭氛围和长幼关系的国家，“上下一体的家庭生活”是日本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法益应当从一个整体上来把握，而不能分别为各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这样的分野将有悖于日本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道德。但是亦不能将本罪理解为对于公共秩序的犯罪，因为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并不危害到社会治安的公共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