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关于全团学习教育活动第二阶段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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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8号


　　《云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规定》已经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１日省人民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云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证件的管理，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执法证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依照本规定取得的表明执法资格的身份证明，包括行政执法证和行政委托执法证。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法定权限范围内的行政执法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前款规定的行政执法人员包括：
　　（一）行政机关负有行政执法职责的国家公务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中负有行政执法职责的工作人员；
　　（三）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中负有行政执法任务的工作人员。
　　前款第（一）、（二）项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取得行政执法证；第（三）项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取得行政委托执法证。


　　第四条　行政执法证件由省人民政府授权省人民政府法制局统一制发，并套印省人民政府印章。
　　行政执法证件依照下列程序颁发，并在持证人照片处加盖发证机关钢印：
　　（一）省级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颁发；
　　（二）地、州、市、县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经上一级行政执法部门审查同意后，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法制机构颁发，或者经州、市、县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法制机构审查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指定的省级行政执法部门颁发；
　　（三）其他行政执法人员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或者其授权的机关颁发。
　　依照前款第（二）项程序或者第（三）项授权程序颁发行政执法证件的，发证机关应当将持证人员名单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备案。
　　已由国务院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统一颁发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经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同意，可以不再颁发本省的行政执法证件，但省级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行政执法证件样本和持证人员名单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备案。


　　第五条　发证机关应当在行政执法人员接受岗位培训后，会同有关人事管理机构根据资格条件和培训考核成绩，决定颁发或者不颁发行政执法证件。


　　第六条　岗位培训由省级行政执法部门会同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组织；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省级行政执法部门和省人民政府法制局的指导下，由地、州、市行政执法部门会同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法制机构负责组织。
　　岗位培训的内容分为专业执法培训和综合执法培训。专业执法培训教材由省级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组织编印或者选用；综合执法培训教材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组织编印。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因工作调动、辞职、辞退、退休或者其他原因离开行政执法岗位的，所在单位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应当收回其行政执法证件并交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第八条　行政执法证件遗失的，应当立即向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注销原证、补发新证或者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行政执法证件污损、残缺不能辨认的，应当及时申报换领新证。


　　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涂改、买卖、出租、出借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者超越法定职权范围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予以拒绝。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证件实行年度审验制度。具体审验办法和要求，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　发证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分别建立行政执法证件档案，如实记录行政执法人员的岗位培训情况和行政执法证件的颁发、审验、补发、换领、注销等情况。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法制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部门对行政执法证件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发证机关暂扣、收缴行政执法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行政执法证件徇私舞弊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滥用行政执法证件的；
　　（三）涂改、买卖、出租、出借行政执法证件的。
　　其他人员有伪造、买卖行政执法证件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对暂扣、收缴行政执法证件有异议的，可以向暂扣、收缴机关提出书面申诉。暂扣、收缴机关接到申诉后，应当进行复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的条件、范围和程序颁发行政执法证件的；
　　（二）不按规定对行政执法证件进行审验或者建立档案的。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颁发的不符合本规定的行政执法证件，自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公告之日起停止使用。

在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

龙城飞将


　　近来，无意之间又与雅典学园网友法盲人讨论起了许霆案。本来，炒冷饭是没人喜欢做的，但我们还是一来一往地论了起来。他在博上发表《也谈许霆案——兼为一审平反》、《再答龙城飞将兄〈朝花夕拾许霆案〉》，我写了《朝花夕拾许霆案》、《关于许霆案再答法盲人》作答。
　　关于许霆案，去年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对一些刑法学大师的观点进行了推敲。当然，大师们不会对我进行任何回复，也许他们是不愿屈尊与我这小人物理论。站在大师一边与我理论的倒是有几位，可惜都是连注册网名也不使用，只用匿名网友身份的网友与我PK。但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又自称是刑法学研究生，可能又从哪里搜索而知我不是刑法学专业毕业，就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应对我：“你不懂法律！”但并没有实质性的道理讲出来。
　　法盲人则不同。法盲人是与我在网上论许霆案较认真的一位。他也是刑法学研究生，他是逐条地与我论辩。这觉得这是种认真的、科学的态度。
　　接着，Protagoras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在我的博上留言，表达他的一些观点。现在综合他的观点，写出下面的文字作答：

一、 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

　　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
　　在法律规定明确的情况下，人们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事自己的各项活动。违反了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规定不清晰，实践当中人们不清楚其明确的指引的时候，法律才需要解释。
　　法律本来的含义就包括确定性、明确性，告诉人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但在出现一些事件需要与法律进行对照时发现法律不够细致、不够明确时，实践才提出解释法律的需要。

二、 刑事司法问题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是我们这种大陆制定法体系的根本要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任何参与人，包括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等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刑事诉讼法并不是专门为犯罪嫌疑人制定的，而是为使全体参与人制定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不能自己创造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的规定。法官也不能任意地确认某具事实，他只能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逐步地确认事实。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考量的阶段，可能存在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through inner conviction）的理论来源于欧洲，它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即法官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在目前司法机构侦、检、审三方分离的情况下，公安、检察和法院各自的职能并不相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并不同于一个官员集警官、检察官和法官于一身的古代，而是法官单独司其审理功能条件下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法官面对检察院送来的起诉材料进行审理，再结合法庭调查、对被告人的询问等了解案件，只有当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交集还原案件的场景和事实，法官才能内心确信当时的事实是怎样的。
　　换句话说，自由心证是要控辩双方共同还原的案件事实使法官内心确信，而不是法官以警官身份进行侦查的结果。
　　在事实查明的基础上，他只能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对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了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应当受多重的刑罚。按照卡多佐的说法，此时法官如同一个工匠，他输入事实与法律作为原料，输出符合事实与法律判决。遵从了这些规定的判决，就是实现了法律内的公正。
　　刑事案件的审理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查明事实，第二是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定罪量刑，或者将犯罪嫌疑人存疑释放。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应当存在第二阶段。在事实确定、适用法律确定的情况下，决定量刑幅度时，考虑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是否累犯等应当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决定刑罚的轻与重。
　　以许霆案件为例，在第一阶段，事实已经查明。无论是谁都确信许霆从自动柜员机中取出了超出自己银行存款17万余元这一事实。争议在于第二阶段，如何适用法律。依照法律规定，争议就不会大，有不同意见可以拿法律给他解释。争议就是来自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却强行定了盗窃罪。
　　可以说，自由心证存在于查明事实阶段，自由裁量权存在于适用法律阶段。遗憾的是，有些不屑与法学社会青年理论的著名法学家 却是法理与法律分不清、查明事实阶段与适用法律阶段分不清、中国法律与外国法律分不清、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分不清，所以才引起全国人民巨大的反响。

三、 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如何处理？

　　以许霆和梁丽为例，法无明文规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犯罪。从道德上讲，他们做得确定不很好。但从法律上，判处他们刑罚却是于法无据。实际上，围绕他们的定罪与量刑的所有争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想给他们定罪的人找不到法律依据，想坚持他们从严格的刑法规定的角度应作无罪处理的人又拗不过有罪派。
在这里，关于这两个案子的争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主张有罪的人不敢对他们作无罪处理，虽然给他们定罪没有依据，不定罪法律却有明文规定。
　　此时就考量我们的司法人是不遵守法律的规定了。若遵守法律的规定，就是守法的司法。若不遵守法律的规定，就是不据法司法。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不据法司法（justice without law）“是一种根据主导的善的感觉的司法，它不受规则的限制” 。博登海默指出，“如果法官都是些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在各个案件中发现正确的判决的圣贤，那么施行一种‘不据法司法’的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极易犯严重的判断失误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却是行不通的” 。
　　毋庸置疑，我们的法官不可能是庞德所说的“圣贤”，其“自由心证”不可能万无一失，完全正确，所以，他们审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及判决一切都得按规则进行，即按照现行的法律进行。法有明文规定，许霆的行为是犯罪，就判他有罪。法无明文规定有罪，就判无罪。其实，这也是法官最符合效率的方法。至于量刑的轻重，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只有找准了合适的罪名，才谈得上量刑轻重的问题。
　　所以，出现法无明文规定，而人们又觉得是犯罪的行为，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处理。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样做，刑法和刑诉法均有明确的规定。我已经多次重复引用，这里不再重复引用。
　　如果人们认为法律的规定落后于形势，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提出立法建议，请求立法，或请求权力部门进行法律的解释。任何个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和法学专家都无权进行法律的解释。如果他们解释了法律，并且司法实践仿照他们的解释进行了相应的司法处理，就是违背了法律的根本的规定。

四、 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

　　先说刑事法律的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 。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
　　再看对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可见，刑事法律的解释权不属于法官。
　　哪些人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呢？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
　　法律解释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第一步，拟定法律解释草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