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鉴证机关对经济合同鉴证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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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榆林市可可盖供销社与怀来县物资局购销羊绒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
1992年5月14日，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司：
你司1991年12月25日同便字第13号函收悉。经研究认为，榆林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是正确的，怀来县工商局以“无效经济合同”决定没收供方所售羊绒16933斤交国家有关部门处理，所得款全部上缴国库，是不当的。理由如下：
一、1989年3月10日，榆林市可可盖供销社向榆林市人民法院起诉，经审查，于同月14日立案，次日通知原告。同月27日，榆林市人民法院派人到河北省怀来县向被告怀来县物资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有关法律文书，该局副局长王纯在送达回证上签了字。当时，怀来县物资局并没有向榆林市人民法院说明杯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决定对其与可可盖供销社购销羊绒合同作无效合同处理。直至4月6日，怀来县工商局电告原告“你社销往怀来物资局羊绒已查封决定查处，请速速来人特此通知。”怀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效合同处理决定书》中说：“根据群众和物资局的举报，供方销售的纯属伪劣商品，我局于1989年3月8日立案审理。”羊绒放在仓库中，一般群众怎么会知道是伪劣商品呢？物资局作为需方如果明知是伪劣商品为何将货物取下且在5个月之久的时间内从未向供方提出质量异议呢？况且，怀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有向供方调查，没有对羊绒质量作出鉴定以前，依据什么以无效合同立案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榆林市人民法院以经济纠纷立案审理是正确的。
二、榆林市可可盖供销社与怀来县物资局开发公司签订合同后，于1988年9月27日将羊绒送到需方。需方收货后又付了3万元货款并写下了欠款条。张家口地区及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报告中称，送货后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对货物存放问题达成协议，打欠条是为了应付需方。
但从一审、二审直至多次复查中，需方并没有提供出这一所谓协议的原件。至于打欠条是为了应付需方，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需方在收货后的5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提出质量问题，货物所有权早已转移，怀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即使没收，也只能没收怀来县物资局的羊绒，怎么会作出没收榆林市可可盖供销社羊绒的决定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榆林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怀来县物资局的处理决定不当。希望你们通过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不能用法律权利否定政治权力

徐卫东


在关于某企业用“资本家”这个概念注册企业名称的讨论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法律权利上的自由，永远不能否定国家性质决定的、宪法确认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具体到这个案例，就是企业在注册名称时，即申请人行使自己的民商法的权利时，不能忽视以至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政治性质；“资本家”这个概念在我国是有特定含义的，且与我们政权性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相矛盾。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地都要维护本国利益，尤其是政治权益；而能代表本国利益（权益）的标志，既有物质产品，又有精神的、文化的产物；比如美国，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打造其“大国沙文主义”、“世界警察”的形象；但是，美国人、美国的企业，在国内决不会用企业的民商权利与本国的政治权力相抗衡。民商权利只有被侵犯了，才有资格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获得保护的权利。
我们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至今、建设市场经济了，就可以与“国际接轨”了，就可以不要政治方向了；以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就是“民商权利的行使，就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我以为，持上述观点的人是否应当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法律是谁制定的？我国的法律只能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我国的法律首先维护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公民、企业的权利也是在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不矛盾的大前提下。
“资本家”一词作为历史的记载、一个抽象名词、一个类概念，不能作为某一个企业的具体名称，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的法律精神上，可以没有争议，但看了网友们的一些观点，真感到遗憾：社会主义中国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为什么不保留点儿我们应有的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敏感性？不要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就是“世界大同”的一个上层建筑了；以美国为首的、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别有用心的“国际友人”，一直希望中国内部有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建设”中国，借用“文革”中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进行经济建设中也有政治斗争！行使私权利不能违背、抵制公权力！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权利与政治权力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
权利永远要受到义务和责任的制约，更要受制于政治权力！